明朝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朱元璋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漢族封建王朝，歷經12世、16位皇帝，立國276年。

明國號的確立具有一定特殊性，它是由元末起義斗爭過程中民間宗教名稱逐漸演化而來的。朱元璋是元末起義軍之一，是繼承郭子興而發展起來的，而郭子興屬于白蓮教組織。白蓮教宣稱“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將要到來”，借以鼓舞人民反對黑暗的元朝統治，所以又稱“光明教”或“明教”。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稱“明王”（他的兒子韓林兒稱“小明王”），都體現其教義宗旨。朱元璋不僅曾經信仰白蓮教，而且承認自己是白蓮教起義軍的一支（他曾為小明王左副元帥）。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得政權后，國號稱“明”。

元朝統治時期建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體制，且自然災害頻發，民眾生活困苦，到了元末時期，社會矛盾加劇。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全國范圍的農民起義爆發，潁州白鹿莊農民推舉韓山童為首領并以紅巾作為標志發動起義，但由于中途韓山童被元朝捕殺，劉福通等人提前發動起義并占領潁州。同年，彭瑩玉、徐壽輝、孟海馬和郭子興等湖北、徐州、濠州等地起義軍攻城略地，時人稱之為紅巾軍、“香軍”（他們信奉彌勒佛，聚集燒香）。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紅巾軍在元軍和地主武裝的攻擊下遭受挫折，但起義農民仍堅持戰斗。

出身安徽鳳陽農村的朱元璋在濠州加入郭子興的起義軍，由于作戰勇敢和膽識過人而受到郭子興的賞識，在軍中逐漸組織起自己的軍隊并不斷擴大勢力。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劉福通和韓林兒在亳州建立龍鳳政權，適逢郭子興去世，韓林兒任命郭子興的兒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和朱元璋為副元帥。雖然朱元璋在官階上排名最低，但朱元璋有自己的軍隊和部將謀士且能力超過郭天敘等人，因此朱元璋對龍鳳政權的任命表示不滿，表面上他仍采用龍鳳政權的年號卻不受控制。同年六月，朱元璋率軍渡江攻取牛渚磯、采石鎮和太平城，使朱元璋軍隊的缺糧問題得以解決。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軍攻占集慶城并將其改為應天府，之后繼續攻取包括鎮江和廣德等其他地區，江南的大部分地區很快就落在朱元璋之手。隨后幾年，朱元璋趁韓林兒軍隊牽制北方元軍之際向東南發展，相繼攻占常州、泰興、江陰、揚州、寧國、徽州、池州、建德、婺州、諸暨、衢州等江浙皖南地區，同時朱元璋采取措施鞏固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后，朱元璋采納劉基的建議決定先打陳友諒后滅張士誠，同年陳友諒率軍與張士誠聯合進攻朱元璋，朱元璋致信誘使陳友諒主動出擊，陳友諒應天被朱元璋軍隊伏擊而敗退江州，朱元璋隨后攻占太平和安慶。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率軍攻擊韓林兒和劉福通，韓林兒向朱元璋求援，陳友諒趁機進攻朱元璋的地區，但最終失敗并在戰斗中死亡，朱元璋的軍隊隨后占領湖北地區。次年朱元璋在應天建立吳政權，任命李善長和徐達為丞相，后他命令徐達和常遇春進攻張士誠的淮東和浙西地區，而朱元璋的軍隊攻下湖州、嘉興、杭州、紹興等地并包圍平江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軍隊攻破平江城并俘獲張士誠。同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達、常遇春等人率軍北伐中原，并命人書寫討元檄文以收取民心。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徐達等人先后平定山東、河南、通州等地，并最終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同年明軍攻占元大都后，明太祖朱元璋派徐達西征秦晉地區，徐達趁擴廓帖木兒遠征北平之際攻占太原，又在擴廓帖木兒回師途中將其擊敗。次年春，徐達、常遇春等人占領陜西奉元路并將其改為西安府，而后常遇春、馮勝攻占鳳翔并設立臨洮衛。明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明朝政府在陜西、山西設立兩個行省。同年六月，常遇春受朱元璋之命從鳳翔回北平，與李文忠率八萬步兵和一萬騎兵攻克元上都開平（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元順帝向北敗逃到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達來諾爾附近）。朱元璋于次年正月命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等人率軍兵分東西兩路遠征沙漠，明軍擊敗王保保并攻破應昌迫使元朝殘兵再次北撤。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又命徐達、李文忠、馮勝三路各率五萬騎征討蒙古，此戰后朱元璋對蒙古逐漸改為防御戰略，并任用蒙古上層人物以招撫和分化蒙古勢力。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藍玉等人率軍進攻北元到捕魚兒海（今內蒙古新巴爾虎左旗西南即今貝爾湖），俘獲元主脫古思帖木兒的次子地保奴以及其他親王將相，此后蒙古勢力漸衰。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調動大軍進攻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權，湯和、廖永忠等人率南路軍從瞿塘進攻重慶，傅友德、顧時等率北路軍從秦隴進攻成都，廖永忠船隊攻入夔州抵達銅鑼峽后，明玉珍之子明昇在重慶向湯和投降，駐守成都的戴壽也向傅友德投降，至此明軍成功平定四川。朱元璋初期意圖招撫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他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和明洪武八年（1375年）先后派遣翰林院待制王祎和湖廣行省參政吳云出使云南，但梁王拒絕投降并誅殺使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親自部署并派遣郭英、胡海洋等率第一路從永寧（今四川敘永）南下進攻烏撒（今云南鎮雄）；傅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另一路從湖廣進攻貴州普定、普安。明軍切斷云南的戰略要地曲靖后，梁王逃入羅佐山最后自盡于普寧州，直到次年閏二月明軍平定云南全境。同年明朝建立都指揮使司和布政使司來管理云南軍政事務，并在重要的軍事區域設置衛所，期間沐英平定云南烏撒土司等少數族群的叛亂，最后其家族留在云南繼續鎮守直到明朝滅亡。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制，將其權力分配給六部并提高職權，直接向皇帝負責。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頒布《律令憲綱》并命令刑部尚書劉惟謙制定《大明律》。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為由處死宰相胡惟庸等人，之后朱元璋多次對官員進行大規模清洗，導致李善長等大量官員被處死。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因懷疑貪污而展開了對官員的大規模調查，涉及全國的官員和地主富戶。他采取了遷移地主到首都南京的政策，以削弱地方豪族的勢力并同時更容易控制他們。明洪武元年（1368年）冬天，朱元璋派遣夏原吉、詹同等人分別到各地尋訪人才，并鼓勵各地推薦人才，人才推舉的科目包括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等，此外也直接從“富民”中選用官員，同時嚴厲打擊拒絕合作的人。洪武初年，朱元璋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還指示各地農村建立社學。

明太祖朱元璋坐像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駕崩后其皇太孫朱允炆登基為帝，改次年為建文元年。朱允炆即位之后實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的革新方針，首先他任命方孝孺為侍讀學士直接參與改革，并開始裁省和合并地方州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朱允炆裁掉六科左右給事中、各布政司的布政使，同時調整五軍都督府、大理寺、各部職官的數額。此外朱允炆采納方孝孺的建議將尚書品級升至正一品，以提高政治效率和決策機構的穩定性；明建文二年（1401年）二月，朱允炆重改都察院為御史府使其主要宣揚教化，同時減少刑獄案件。在經濟改革方面，朱允炆以“善法利民”為原則改變明朝祖制，建文二年（1401年）朱允炆重新調整官田科則，規定征收賦額每畝不得超過一斗，基本上取消官、民田的本質差別，也基本調整江南經濟區的賦稅政策。

朱允炆即位之初采納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削藩，他首先抓捕周王朱橚和岷王朱楩并將其廢為庶人，同時將代王朱桂和齊王朱榑分別幽禁于大同和京師。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任命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揮使監視燕王朱棣，后任命都督宋忠率兵三萬駐守開平，但此時朱棣聽從姚廣孝的建議暗自練兵，自己佯狂裝病以騙過朱允炆。同年七月，朱允炆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屬，朱棣和親信張玉、朱能設計擒殺張昺、謝貴，隨后趁夜率兵攻奪九門并控制北平，以“靖難清君側”的名義正式起兵反抗朱允炆。燕軍先后攻克居庸關、懷來、密云、遵化、永平等州縣，并擒獲都督宋忠等朝廷將領，基本清除北平城外圍的明軍勢力。明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任命老將耿炳文率軍討伐朱棣，但耿炳文大軍在滹沱河被燕軍擊敗，后朱允炆又派遣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伐燕。同年九月，李景隆聚集五十萬大軍駐守河間，朱棣命姚廣孝協助世子朱高熾防守北平，自己親率大軍援助永平，后朱棣趁朝廷行動之前襲取大寧并吞并寧王的朵顏三衛。朱棣回師后與北平城內的朱高熾在鄭壩村內外夾攻，迫使李景隆敗逃德州。明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率軍六十萬與燕軍在白溝河大戰，起初南軍多次取勝但指揮失當而敗逃濟南，直到次年二月，燕軍相繼攻破滄州、臨清、館陶、大名、汶上、濟寧、順德、廣平、大名等地，之后燕軍利用南軍缺糧和軍心不穩而攻破南軍防線，俘獲南軍將領平安等人，之后南軍節節敗退，同年六月朱棣渡過長江進入南京城，朱允炆死于宮中，朱棣在南京皇宮中登基，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靖難之役示意圖

明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恢復部分藩王之前被削的權力并對其獎賞以示恩惠，但他將權力較大的寧王朱權改封至南昌，之后隨著朱棣的地位逐漸鞏固，他開始有計劃地削減其他藩王的權力。從明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至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先后削減并免除代王、齊王、岷王、遼王和周王等藩王的護衛和官屬，并增加了中央政權的武力，按照傳統又為自己的兒子朱高煦和朱高燧設置了護衛。此外，朱棣在位初期嚴厲鎮壓政敵，后開始任用愿意為他服務的官員以穩定政局。在經濟方面，朱棣登基之后繼續執行促進社會生產的政策。明永樂元年（1403年），他通過遷居移民政策開墾田地。除此之外，朱棣還高度重視水利工程的修建。明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命令夏原吉負責清淤吳淞江并利用閘門控制水量，該工程動用十萬民夫并于次年九月完成，使得蘇松地區的農業收益得以增加；其次朱棣還于明永樂九年（1411年）采納濟寧同知潘叔正的建議派遣宋禮疏通元末廢棄的會通河，還促進了南北經濟的交流。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將明朝的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部分原因是為了更有效地抵御北方的蒙古貴族侵擾，而且運河的疏通解決了糧食運輸問題，為北京作為首都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一舉措對鞏固北方邊防和加強對全國的管轄起到積極作用。

明成祖坐像朱棣

明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率隊下西洋，鄭和率領包括62艘船、人員27000多人在內的船隊從江蘇太倉的劉家港出發，先后到訪了今越南南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泰國、馬六甲、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等地，歷時兩年三個月于明永樂五年（1407年）返回南京。從明永樂六年（1408年）到明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又進行了六次遠航，共歷時二十余年，經過30多個國家和地區。鄭和的船隊曾到訪的地方包括今加里曼丹北部、馬來半島、爪哇、斯里蘭卡肯尼亞的馬林迪等地。鄭和的遠航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并加強了各國政府和人民間的友誼。在鄭和的遠航期間，很多國家派使臣來中國建立邦交和進行貿易。

洪武年間明朝所繪大明混一圖

明永樂初年，朱棣對漠北蒙古采取防御和分化政策，他分化韃靼的上層人物以削弱韃靼勢力，平衡蒙古各部之間的矛盾以維持漠北的均勢，有意支持瓦剌以牽制韃靼。明永樂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派使臣金塔卜歹和郭驥前往韃靼祝賀本雅失里成為可汗，并送還俘虜表示誠意，但本雅失里殺害使臣郭驥并計劃攻擊兀良哈部，朱棣獲悉后下令軍隊準備作戰。同年七月，朱棣致信本雅失里開戰并任命丘福為大將軍，調動十萬騎兵出征，但不久丘福的軍隊在漠北遭到重大失敗。明永樂八年（1410年）三月，朱棣下詔并親率五十萬大軍進攻漠北蒙古，本雅失里獲悉明軍來臨后與阿魯臺商量投奔瓦剌，但阿魯臺與本雅失里意見相左而分開，朱棣趁蒙古內部失和之際率軍追擊本雅失里并在斡難河將其擊敗，之后明軍在飛云壑擊敗阿魯臺，阿魯臺派人送禮表示投降。

后漠北的瓦剌部族實力逐漸增大，和韃靼的勢力平衡被打破，瓦剌領導人馬哈木繼續向明朝索要物資和武器，并拘留明朝的使節，明朝為維護區域的穩定而進行第二次北征。明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朱棣親自率領軍隊進攻瓦剌，經過忽蘭忽失溫（今烏蘭巴托東）戰役等一系列的戰斗之后，明軍以重大傷亡的代價擊敗并重創瓦剌軍隊。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獲悉阿魯臺的使者在邊境搶劫，于是命令邊境將領制止并致信阿魯臺加以約束。次年朱棣不顧大臣們反對決定討伐阿魯臺，但無果而終。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朱棣聽信阿魯臺即將犯境的邊關急報而第四次發動北伐，但依舊無果而終，次年朱棣第五次決定親自出征漠北，同樣沒有找到敵人，而在返回途中朱棣因病去世。

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太子朱高熾即位（史稱明仁宗），改明年為洪熙元年，但朱高熾由于身體原因在位僅一年而便駕崩。明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熾去世后朱瞻基即位，改明年為宣德元年，其皇叔漢王朱高煦部署五個軍隊趁機起兵叛亂，朱高煦試圖聯絡張輔一同反叛，但張輔將朱高煦的使者捕獲并告知朱瞻基。朱瞻基得知朱高煦叛亂后采納楊榮的建議親自率軍討伐高煦，朱高煦在叛軍被包圍之際投降，并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被處死。

明仁宗朱高熾坐像

明仁宗和明宣宗在位時期，內閣大學士開始參與政務處理并逐漸升至更高官階。仁宗朱高熾即位之初倚重舊臣、內閣大學士“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深受仁宗的信任，并在內閣任職時間較長，具有很高的威望。仁宗和宣宗兩任皇帝都提升他們的官階，宣宗朱瞻基還將票擬權（草擬對各種章奏的處理意見）賦予內閣大學士，致使首輔制度（首輔是資歷最深，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其他的大學士作為輔助）開始形成。

明宣宗朱瞻基坐像

仁宗和宣皇帝傾向于聽取臣下的建議。此外，仁宗和宣宗定期對中央和地方官員進行考核，嚴厲控制宦官，還采取鼓勵栽種桑樹和棗樹、減免部分地區的稅收等有利于生產發展的經濟措施，同時修改科舉考試的規則以平衡不同地區的錄取比例，也擴大了明朝的統治基礎。與此同時周邊形勢也較為穩定，仁宗和宣宗避免與北方的蒙古族發生沖突，同時在東北和西北地區加強管理，設立西南地區的布政司以加強對該地區的治理。

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去世，皇太子朱祁鎮繼位（史稱明英宗），即位后的年號為正統。朱祁鎮當時只有九歲，太皇太后張氏（朱祁鎮的祖母）委任“三楊”等人主持政務。在正統初年，政府繼續執行明朝仁宣時期的政策。然而，宦官王振開始逐漸控制權力和干預政治，并極勾結其他官僚，以增強自己的權力。太皇太后張氏最初對王振保持警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逐漸信任王振，并允許他參與處理朝政。到了明正統六年（1441年），王振擺大權在握，廣泛樹立私黨。在王振的控制下，宮廷的開支增加，軍事活動增加，對人民的剝削加劇，社會問題嚴重。王振開創明朝宦官握有重大政治權力的先例，他的行為也加劇了明朝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明英宗朱祁鎮坐像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朱祁鎮獲悉也先領導瓦剌軍隊侵犯邊境，他在王振的誤導下決定親自出征，并命令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邙金、戶部尚書王佐等文武官員隨同出征，同時安排太監金英輔和郕王朱祁鈕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謙負責代理京城軍務。

同年7月16日，朱祁鎮和王振率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但由于組織不善而致使軍隊內部出現混亂，而且兵部尚書邙金在行軍過程中從馬上摔下受傷。在到達大同之前，由于軍隊缺糧和士兵疲憊致使軍心不穩，再加上天氣惡劣，士氣低下，王振不顧勸阻強行前行，后得知前線戰敗時又決定撤退，同時他擔心大軍撤退會破壞他的家鄉，于是他命令軍隊改變方向撤往宣府，而大同參將郭登建議從另一條路撤退卻被王振拒絕。[

明軍撤退到宣府后被瓦剌軍隊追擊，朱祁鎮派遣吳克忠和吳克勤率軍抵抗但二人相繼陣亡，之后將軍朱勇和薛綬率領騎兵救援，但被瓦剌軍包圍以致幾乎全滅，朱勇和薛綬也雙雙戰死。八月十三日，朱祁鎮和王振在瓦剌軍的襲擊下加速撤退至土木堡，而明軍此時人馬饑渴，瓦剌軍趁機進攻明軍。十五日，也先假裝撤退并派遣使者與明軍談判，朱祁鎮誤信也先的談判放松警惕，瓦剌軍趁勢發起四面包圍的攻擊，明軍士兵不敵戰敗，朱祁鎮本人被瓦剌俘虜。此次戰役在明史上被稱為“土木堡之變”，成為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土木堡之變戰線圖

朱祁鎮被瓦剌俘虜的的消息傳到北京，百官俱驚。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皇帝異母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并召集朝臣商議后續的計策，以徐有貞為首的部分大臣主張將都城遷回南京，但皇太后采納兵部侍郎于謙的建議反對遷都固守北京。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瓦剌首領也先和脫脫不花挾持英宗朱祁鎮并率領瓦剌軍進攻大同并試圖奪取北京，大同守將郭登加強防御并將情況報告給京城。明朝在接到郭登的戰報后加強了京城的防御。朱祁鈺命令于謙指揮軍隊并釋放部分囚犯來協助防御，并召集官員討論防御策略。于謙主張在城外迎擊敵人并分配各路軍隊在京城外的位置，在軍隊部署完成后關閉城門。也先率領瓦剌軍在投降瓦剌的明朝宦官喜寧引導下，通過山間小路成功攻破紫荊關并繼續向北京進發，抵達北京城下后開始列陣，也先試圖通過談判和詭計來測試明朝的防御但沒有成功。

十月十三日，于謙和石亨率領明軍在德勝門外與瓦剌軍交戰，明軍通過巧妙的伏擊和火器的使用成功擊退瓦剌軍。不久瓦剌軍在西直門發起進攻，但再次被明軍擊退。戰斗結束后，于謙重新部署軍隊，并加強了西直門和彰義門之間的防御。瓦剌軍在遭到挫折后，在彰義門發起進攻，但再次被明軍擊退。經過幾天的戰斗，瓦剌軍未能取得明顯的優勢。他們的士氣低落，而明軍的士氣則相對旺盛。由于無法成功攻破明朝的防線，也先最終在十月十五日撤退。

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后，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六日，朱祁鈺接受皇太后的旨意登基即位，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并以翌年為景泰元年。北京保衛戰勝利之后，朱祁鈺針采取嚴格的措施來限制太監的權力；其次，朱祁鈺規定錦衣衛只能在具體的情況下采取行動且必須遵守法律。此外，朱祁鈺還下令停止由大臣保舉而是采用公開推選的方式來選擇官員，同時還裁減冗余的官員以防止官僚體系的無節制擴張。

景泰年間，朱祁鈺還著重解決經濟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逐步取消由富戶充當糧長的糧長制，限制土地兼并。此外朱祁鈺還鼓勵開墾荒地，適度種植不同的農作物，并將農業生產作為評價官員的標準。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朱祁鈺頒布法令嚴禁相關權貴、官員榨取百姓。同時他還采納太仆寺卿李實的建議規定馬匹年齡推動馬政逐漸合理化，之后他又恢復軍屯制度以確保軍隊的供給并促進生產。

明景泰二年（1451年）五月，于謙召集相關人員討論軍事問題，上奏朱祁鈺請求實行團營制并組織團營訓練，朱祁鈺采納于謙的建議將在京的官軍編為三個營，由不同的將領統領并進行訓練，同時選拔六萬精兵進行團營訓練，由石亨擔任總兵官，孫鎮和范廣擔任副總兵進行團練。同年，于謙在朱祁鈺的支持下進行了京營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建立團營，選拔十萬精兵分為五個營進行訓練；總結與瓦剌作戰的經驗，提出安營和作戰的方法；進行實戰性訓練。此外，景泰三年十二月，還制定了各級軍官的軍伴數量，以限制私人雇傭軍的使用。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由于其利用朱祁鎮與明朝談判的計謀破裂，于是送還朱祁鎮。朱祁鈺在北京東安門簡單拜謁之后就將朱祁鎮安置在南宮。景泰帝統治末期，由于景泰帝健康狀況惡化并且沒有確立繼承人，因此宮內太監曹吉祥、張軌等人趁機在景泰帝生病前的正月十二日，就趕往南宮想迎立明英宗朱祁鎮復位。

同時，景泰帝的親信武臣石亨也考慮景泰帝去世后的事情。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四日夜，徐有貞表示贊同擁立明英宗復辟的計劃后將之告訴石亨。在石亨和曹吉祥的協助下，徐有貞和其他參與政變的人在夜間順利進入皇宮，后明英宗被迎至文華殿成功復位，徐有貞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并兼學士入內閣參理機務，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朱祁鎮復辟之后的第二天就下令逮捕并處死少保于謙等人，并在明天順元年（1457年）十月恢復太監王振的官位，同時對忠心輔佐朝廷的大臣加以迫害，但由于曹吉祥、石亨頻繁在朱祁鎮面前邀功驕矜，朱祁鎮對他們的專權也心感不安，朱祁鎮決定采納李賢的建議限制他們二人的接觸。石亨獲悉后開始計劃叛亂，他將石彪安置在大同作為據點以支持叛亂，明天順三年（1459年），朱祁鎮召見石彪但被其拒絕，朱祁鎮在懷疑之下命令石彪返京并將其投入獄中，同時以多項罪名將石亨逮捕并迫使其死于獄中，石彪等人也被處死。曹吉祥和曹欽一黨得知石亨和石彪失敗而決定進行軍事政變，但由于計劃泄露而遭到皇宮軍隊的反擊，曹吉祥失敗后被處死。

明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鎮病死，太子朱見深即皇帝位，以翌年為成化元年（史稱明憲宗）。成化年間，皇帝朱見深沒有太多的政治建樹，反而是同時期的宦官權力逐漸增大并干預國家政務，他們繼續通過司禮監干預國家的政策，并利用特務機構控制軍隊和地方政府。此外，宦官還控制了政府官員的任免，1464年，明憲宗批準了一項建議，征募12萬壯勇的官軍，并分為十二個營，由不同的官員指揮。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憲宗朱見深派遣李瑾為將軍，鎮壓反叛的四川永寧少數族群，并以宦官劉恒監督軍隊。

明憲宗朱見深坐像

在這一時期，宦官不僅保留了以前的權力，而且其權力有所擴大，主要體現在增設了一個名為“西廠”的特務機構。西廠最初由瑤族人汪直掌控，汪直受到明憲宗的寵愛而掌握大權。西廠的設立使其權力迅速增長，超過了“東廠”的特務機構和錦衣衛。西廠有權在不經過審批的情況下逮捕朝臣，并以嚴厲的手段處理民間瑣事。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廠因汪直的權力濫用而被廢除，但在同一年又被恢復。西廠的重開及其隨之而來的大肆逮捕，使政治氛圍變得緊張，引發了一些高級官員的反對，最終汪直因廣泛的不滿和一系列事件而倒臺。西廠和汪直的權勢在此期間起了顯著作用，使宦官在成化時期的權力達到頂峰。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憲宗朱見深去世，皇太子朱佑樘于同年九月即位（史稱明孝宗）并改明年為弘治。明孝宗即位初期，面對朝中政治混亂的局勢，著手進行政治改革。朱佑樘的政治改革可以分為四個方面：勤政、節儉、抑制權貴的濫用職權，并減輕百姓的負擔。除此之外，朱佑樘還比較重視對官員的考核，并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明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朱佑樘要求將京城和地方的官員姓名列出，并張貼在皇宮的文華殿，任何人的晉升或罷免都可以及時更新在名單上，同時他還要求吏部和都察院認真考察官員的工作業績。朱佑樘在位期間，朝中出現了許多杰出的大臣，如王恕、馬文升等。他還鼓勵開放言路，允許臣子上書提建議和直言諫言，比如一位名叫虎臣的太學生因上書諫言而受到獎勵和提拔。朱佑樘在弘治時期的政治改革有利于社會的生產發展和穩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在他的統治下社會相對穩定，農民起義減少。

明孝宗朱佑樘坐像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明孝宗朱佑樘去世，在臨終前將其15歲的太子朱厚照交給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和謝遷輔佐。朱厚照于五月十八日繼位為皇帝（史稱明武宗），改明年為正德元年。明武宗登基后不久開始依賴太監劉瑾及其他七人，這八人被稱為“八黨”或“八虎”，并頻繁參與歌舞和游樂活動。明武宗寵信“八黨”排擠馬文升、謝遷等試圖糾正朝綱的官員。

劉瑾在奪得更多權力后加強特務統治，并通過各種手段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不斷滿足明武宗的娛樂欲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劉瑾被處死之后，明朝的政治環境有所改善但明武宗依然生活腐化，任用佞臣，大興土木，也喜歡女色和玩弄猛獸。明正德七年（1512年），江彬通過朝中的寵臣錢寧得見明武宗，并因其勇猛和善于談兵而受到寵幸。江彬還鼓勵明武宗頻繁地外出巡游。明正德九年（1514年），明武宗因為與老虎嬉戲受傷致使一個多月不能上朝，兩年后他又讓居庸關的太監李嵩送來活的虎豹。除此之外在明正德十年（1515年），明武宗耗費大量財力修整和擴建豹房，后在太監的建議下修建了太素殿、天鵝房、船塢等并修繕御馬監、鐘鼓司、火藥庫等。

寧王朱宸濠在劉瑾掌權時期就開始尋找機會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在明正德二年（1507年）通過行賄劉瑾成功恢復護衛，但在劉瑾倒臺后，朱宸濠的護衛再次被取消，后朱宸濠通過賄賂等方式在明正德四年（1509年）又恢復了護衛。之后朱宸濠通過多種手段討好明武宗，又強奪民間財產和土地，并私自訓練兵士等。朱宸濠在得知明武宗無嗣的情況下請求用其子繼承皇位，為此明武宗賜予他異色龍箋。然而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派遣官員前往收回朱宸濠的護衛，并要求他歸還所奪取的財產，朱宸濠獲悉后決定發動武裝叛亂。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以慶祝生日為名設宴，并在次日威脅地方官員加入叛亂隊伍。汀、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亂后，立刻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縣派兵前來會剿。王守仁集結兵力于七月二十日攻克南昌并擒拿萬銳等人，正在圍攻安慶的朱宸濠獲悉后馬上撤兵回救，后叛軍在黃家渡等地被王守仁所派的邀擊部隊擊敗，退保樵舍（在南昌東北方向）并連接戰船組成方陣。七月二十六日，明軍以火相攻大敗朱宸濠，將士焚溺而死者三萬余人，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李士實、劉養正、王綸等皆就擒。

在聽到朱宸濠發起叛亂的消息后，明武宗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決定親自前往鎮壓叛亂，他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十三日命令總督軍務的將軍朱壽率軍征討朱宸濠，明武宗于同年八月底到達涿州，雖然已經得知朱宸濠被擒獲，但朱厚照選擇繼續南巡。十月，明武宗從臨清繼續南下，經過濟寧、徐州，到達淮安的清江浦，而此時王守仁將朱宸濠押送至杭州，并將他交給太監張永。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閏八月，明武宗在南京舉行受俘儀式后從南京北返，途中在清江浦由于船翻而落水但被屬下營救，同年十二月朱厚照下令處死寧王朱宸濠。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明武宗在豹房去世，終年31歲。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一日，由于武宗朱厚照身后無子，皇太后張氏讓太監張永和大學士等人討論皇位繼承問題，首輔楊廷和提出按照“兄終弟及”的祖訓擁立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即位，皇太后張氏批準后要求群臣在郊外直接勸進新皇帝即位，改明年為嘉靖元年。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討論崇奉其父興獻王的典禮，毛澄向楊廷和報告并取得指示，但明世宗對楊廷和的建議表示不滿。七月張璁上奏提出符合明世宗意愿的建議，他贊成明世宗尊其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但遭到楊廷和等人的反對。明世宗的母親蔣氏反對朝廷大臣的建議而拒絕來京，最終明世宗接受了將其父母稱為興獻帝和興獻后的提議，蔣氏同意進京。

明世宗朱厚熜坐像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支持明世宗的張璁被楊廷和安排外放，而明世宗繼續致力于給父母加“皇”字但遭到反對，次年由于朝廷反對加“皇”字致使明世宗妥協。明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令給其父母加“本生皇考”和“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稱，并在皇宮內的奉先殿旁為他們設立廟宇供奉，此舉引起包括詹事楊慎等人在內許多官員的反對。同年七月十五日，這些反對的官員在左順門前跪拜并要求撤銷該命令，明世宗對此不滿并命令逮捕首要反對者等共134人，而另有86人被責令待罪，并對四品以下的官員進行處罰（史稱“左順門事件”）。期間明世宗的生父的神主被迎到北京并置于觀德殿，正式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明嘉靖四年（1525年），官員何淵提議在太廟供奉明世宗的生父，但其他人提議建立一座新的廟宇，并將規模做得比觀德殿更大。明世宗接受建議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建成廟宇并將其命名為“世廟”。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將其重新命名為“獻皇帝廟”，之后明世宗讓大臣們討論在太廟祭祀他生父的問題，并在9月正式尊他為睿宗且在太廟供奉。

明世宗即位后不久，受太監崔文等人的影響，對方術和鬼神產生濃厚興趣，并在宮殿和其他場所進行齋醮活動。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學士楊廷和等人上疏勸告，但明世宗沒有采納。明嘉靖三年（1524年），來自龍虎山上清宮的方士邵元節被召入京城并獲得官職和賞賜，為制作長生不老藥，明世宗聽從其建議采用虐待童女的方法（少女初潮的血液為藥引）獲取煉藥原料。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宮發生宮婢造反事件（壬寅宮變），十六名宮婢試圖殺害明世宗但失敗被處死，事后明世宗并沒有吸取教訓而繼續追求長生不老。他搬到西宮不再參加郊廟活動和會見大臣，并拜陶仲文為師，之后還給自己和父母加上道號，在齋醮儀式上使用“青詞”，并因此寵幸一些擅長文學的大臣（比如嚴嵩等人）。明世宗晚年派人四處尋找方術，陜西人王金和申世文等人偽造書籍和藥方并獻給明世宗。由于這些藥方的性質和成分不適合食用，明世宗在服用后出現健康問題，并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去世。

明朝嘉靖年間，日本戰國時代的封建藩侯割據稱雄，他們意圖與明朝通商但受到朝貢貿易的限制，于是由日本武士、浪人等組成“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燒殺，并且活動日益猖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在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的提議下，任命朱紈為浙江巡撫以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整頓海防并誅殺與倭寇勾結的奸商地主，由于觸動閩浙豪紳地主的利益而被罷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汪直勾結倭寇大舉侵略明朝沿海地區并燒殺搶掠，次年秋南京兵部尚書張經被任命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門負責總督軍務剿倭，之后張經聯合永順宣慰使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藎臣在王江涇擊敗倭寇。嘉靖三十五年（1555年），戚繼光駐守浙江后在義烏招募三千由農民和礦夫組成的軍隊，嚴明軍紀的同時創造“鴛鴦陣”戰術以操練士兵，不久訓練出戰斗力較強的戚家軍精銳部隊，從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戚家軍先后在龍山、臺州、仙居等浙東地區以及牛田、興化、平海、仙游等福建地區擊敗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與其他將領先后擊敗倭寇于海豐等地，最終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亂被平定。

侵犯明朝與朝鮮王國沿海的倭寇。倭寇主要由日本浪人與流浪海外的中國水手所組成

嘉靖后期的改革主要側重于賦役制度方面。在嘉靖時期，由于土地并入問題，國家的稅收減少，同時民眾賦稅負擔不均衡成為嚴重問題。明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明世宗批準大學士桂萼關于新增田地、寺觀田土和編審徭役的三項建議。次年三月，御史傅漢臣將編審徭役的改革稱為“一條鞭法”?！耙粭l鞭法”不受原定的里甲限制，并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調整徭役。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歐陽鐸擔任右副都御史，在蘇州和松江等地實施“征一法”，旨在平衡重輕賦稅，通過逐步減少重稅并增加輕稅，使之更加均衡；潘季馴則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以御史的身份巡視廣東，并在該地推行“均平里甲法”（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讓民眾按照其能力繳納稅款）；龐尚鵬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擔任御史巡視浙江，他實行了“十段錦法”和“一條鞭法”。除了浙江，龐尚鵬還在廣東和福建推行了一條鞭法。

明代一條鞭法施行圖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朱厚熜去世，十二天后他的第三個兒子朱載垕繼位（史稱明穆宗），改明年（1567年）為隆慶元年。明穆宗未進行大規模土木建設但花費很大，他日常熱衷于娛樂和消費，從國庫中調用大量資金用于個人娛樂和奢侈品購買。隆慶初年，明朝的北部邊境不穩定致使軍費需求增加，但明穆宗的揮霍增加了財政支出，明朝的財政狀況持續惡化。

明穆宗朱載垕坐像

隆慶時期，賦役制度的改革繼續發展，并且涉及的領域逐漸擴大，包括吏治和邊防，期間海瑞、高拱、戚繼光和王崇古等人是著名的改革人物。明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擔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進行了以下四項主要的改革活動：打擊地方豪強，并為貧民恢復土地、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實行節儉政治，減少不必要的開支、開展水利工程，改善灌溉設施。同樣在隆慶時期，高拱作為大學士兼管吏部，對選拔官員的方法進行了改革，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來選擇合格的官員，并得到皇帝的認可。戚繼光在隆慶時期主要貢獻是整頓薊鎮的防御，他增筑空心敵臺以加強防御，并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術，這種措施得到內閣大學士的高拱等人的支持，戚繼光得以鎮任職長達十六年，成功整頓了薊鎮的防御。

隆慶元年（1567年）二月，張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四月，晉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土。張居正在謀求成為首輔期間，東廠提督太監馮保與大學士高拱產生矛盾。隨后，馮保與張居正合作，共同排擠高拱。在穆宗去世前，馮保讓張居正起草遺詔。高拱發現后非常不滿。穆宗于隆慶六年（1572年）去世，其子朱翊鈞繼位，是為明神宗。明神宗在位初期，政務由穆宗的皇后和神宗的生母李貴妃主持。馮保在這段時間內勢力增強，掌握司禮監并督導東廠。

明神宗朱翊鈞

高拱試圖奪回權力，請求限制司禮監的權力，并指使其他官員攻擊馮保。他通過信使告知張居正，然而張居正卻向馮保報告了此事。馮保向太后抱怨高拱擅權，太后同意其意見。后來，高拱被驅逐出內閣。隨后，張居正成為首輔，并掌握實權。張居正積極推進改革并批評那些固守陳規的人。他注重實效，并著手整頓吏治。張居正推行“考成法”，要求各級官員按照法律執行政令，并設定了考核標準和方法，通過逐級考核來確保政令的執行。他還在考察中裁減了一些不必要的職員，獎勵了表現優秀的官員。此舉加強了政府的效率和嚴肅性。張居正的行政改革為其推行各項政策奠定了基礎。

張文忠公坐蟒賜服像

張居正在擔任內閣首輔期間，致力于加強邊防。他認為邊防至關重要，并主張采取果斷行動加強邊防。為此，張居正支持戚繼光改善薊鎮的防務，同時支持王崇古處理與北方民族的關系，并任命李成梁擔任遼東防線的指揮官。此外，張居正還非常重視教育。他認為教育是國家建設的基礎，并強調需要優秀的教育官員。因此，在1575年，張居正對地方學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規定學校要嚴格考核學生和教師，對不稱職的人員進行淘汰。同時，他對提學官的選拔和任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就任首輔時，明朝的財政狀況十分嚴峻。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張居正采取了節約和增加收入兩方面的措施。在節約方面，他削減了不必要的官員和開支，特別是皇家開支。在增加收入方面，由于當時地主階層逃避納稅，導致國庫收入減少，張居正便嚴格征收田賦，并清理歷史欠稅。這些措施使明朝的財政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另外，張居正還在1581年推行了一條鞭法。該法將原來復雜的稅制簡化為以銀兩為單位的單一稅制，取消了勞役，改為用銀兩代替。

哮拜原是蒙古勒里人，在嘉靖時代因得罪酋長而家族遭受打擊，后加入明軍并因戰功而逐漸晉升。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部分蒙古部落反叛，哮拜自愿率軍參與平亂，但巡撫黨馨對哮拜采取不支持的態度，致使哮拜不滿。哮拜在平定叛亂后因不滿而采取敵對態度。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二月，劉東揚率軍發動叛亂，殺死巡撫黨馨及其他官員。哮拜等人也參與叛亂。明政府調集軍隊鎮壓叛亂。經過幾個月的圍攻，寧夏城被圍困，城內外都受到嚴重影響。最終叛軍內部發生混亂，哮拜在戰斗中死亡，明政府平定叛亂但付出包括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等巨大代價。

援朝抗倭是指16世紀中后期日本在豐臣秀吉的領導下入侵朝鮮，明朝為援助朝鮮而進行的戰爭。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于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軍隊多次戰敗致使首都漢城被攻占，朝鮮國王逃亡并請求明朝援助。明朝起初派兵3000多人前往朝鮮但在平壤戰敗，明廷接著派遣李如松率領四萬余人渡過鴨綠江進入朝鮮。他們成功收復平壤，并繼續收復其他失地。然而在接近漢城的地方，明軍遭到日軍包圍并損失慘重。此時日軍由于糧食短缺和疾病困擾而士氣低落。豐臣秀吉試圖通過談判獲得時間，但其真實意圖是調整兵力并再次進攻，在和談期間日軍撤出漢城。豐臣秀吉之后再次出動14萬軍隊進攻朝鮮，明朝再次派兵援助朝鮮，雙方進行多次戰斗。豐臣秀吉去世后，明朝和朝鮮聯軍乘勢攻擊，成功趕走日軍并最終取得勝利。

楊應龍是明代播州（明朝時位于四川和貴州的交界地區，今貴州遵義地區）的第二十九代土司，同時是唐末播州楊氏家族的后裔。明隆慶元年（1571年），楊應龍繼承宣慰使后多次協助明朝政府鎮壓少數民族的反抗，但隨著時間推移楊應龍開始違反法律，并嚴厲統治播州的各族人民。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貴州巡撫葉夢熊上報楊應龍的暴行，明朝政府原計劃處罰他，但由于戰事的原因而暫時不予追究，此后楊應龍雖然表面上向明朝輸送金子贖罪，但暗中積蓄力量以圖謀獨立，期間開始頻繁出動劫掠周邊地區。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他大敗前來進剿的明軍，次年六月明朝調集兵力圍攻楊應龍并攻破其據點，楊應龍被迫自縊身亡。楊應龍死后，明朝在播州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土司世襲制度，播州地區被劃分為遵義府和平越府，分屬于四川和貴州兩個行政區劃。

張居正去世后，明神宗朱翊鈞開始親政，起初明神宗有一些積極的作為，但不久后以健康問題為由開始怠政。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以健康問題為由減少朝見，還停止經筵講學（皇帝聽取學者講解經典的活動），他讓官員以書面形式提交講解，實際上取消了經筵講學的實質內容。明神宗還開始常常不回應官員的奏折，這些奏折被留在皇宮而沒有得到處理，此外明神宗還減少親自參與祭祀活動。由于明神宗的怠政致使政務處理不及時，官員的任免和晉升受阻，官員的空缺增加，很多政府部門人手不足，很多政務被取消或者延遲處理。例如因為某些職位空缺，大量的法律案件得不到處理，獄中囚犯的數量急劇增加，這導致政府機構效率低下，影響了明朝的統治穩定。

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建州的尼堪外蘭引導明軍進攻建州的阿臺，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被明軍誤殺。努爾哈赤成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后對明廷支持尼堪外蘭感到不滿，同年五月他起兵攻擊尼堪外蘭的圖倫城，開始了統一女真的戰爭。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到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的五年時間內，努爾哈赤成功控制蘇克蘇滸部、渾河部、哲陳部、董鄂部和完顏部，后他用二十多年時間統一了長白山地區的納殷、珠舍里、鴨綠三部和海西女真的哈達、輝發、烏拉、葉赫四部，并向北和東擴張征服東海諸部。到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努爾哈赤擁有約六到七萬精兵。

在統一過程中，努爾哈赤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建設和改革。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他在赫圖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權，國號大金。他與明廷保持表面上的友好關系，但在統一女真部落時不受明朝的控制。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認為時機已到，于是發動攻擊并攻占多個城市。次年二三月間，明軍集結全國精銳20萬和朝鮮等軍隊，號稱47萬大軍向遼東發起進攻，兵分四路進軍，但因為軍事秘密泄露，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伙房水庫附近）被努爾哈赤擊?。ㄊ贩Q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后金的關鍵戰斗），明朝戰敗后在遼東的統治日益虛弱，而努爾哈赤在東北的地位得到鞏固。

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號為泰昌元年。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朱常洛開始身體不適，后在乾清宮召見英國公張惟賢和大學士方從哲等十三人，并命皇長子出見。八月二十九日，皇帝病情加重并再次召見方從哲等，同日鴻臚寺官李可灼給皇帝進紅丸藥。九月初一，皇帝朱常洛在乾清宮去世，皇長子繼位為熹宗。光宗在位期間紅丸和移宮兩個案件給當時的政局帶來動蕩。紅丸案指的是朱常洛生病期間食用李可灼進給他的紅丸藥后去世，一些大臣質疑紅丸藥的使用，認為是誤導皇帝服用危險藥物。移宮案是指光宗去世后，一位侍女李氏住在乾清宮，楊漣和左光斗和其他大臣建議要求李氏移居到別的宮殿。光宗朱常洛在為太子時，太子妃郭氏早逝，皇長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也早逝。太子宮中有兩位侍女，分別是東李和西李，西李很受寵愛并常撫摸皇長子朱由校。一些大臣勸說李氏移居到別的宮殿，為皇長子提供支持。李氏最初不愿意搬遷，但在其他大臣的壓力下，最終同意移居到別的宮殿?；书L子在其他大臣的支持下，成為新的皇帝（史稱明熹宗）。

明光宗朱常洛坐像

朱由校登基得益于楊漣、左光斗、周嘉謨等正直官員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太監王安的支持。朱由校在前期信任并依賴這些人，因此在天啟前期，正直派官員的勢力逐漸增長，一些在萬歷時期被排斥的正直官員（如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陸續返回朝廷并擔任要職。正直派官員的回歸和增長勢力使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加清明，主要表現在整頓吏治、澄清政策方面，比如周嘉謨提出并實施各種吏治改革措施，張問達在擔任吏部尚書期間，利用外察和京察機會公正處理人事任免。同時政府還采取了減輕人民負擔的措施，如發放內帑以支持邊防軍事開支，以及減免稅收等，但由于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以及正直派官員的精力主要被消耗在黨派斗爭中，整體的政治改革成效有限。

明熹宗朱由校坐像

萬歷年間自宮的魏忠賢在進入皇宮后，與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建立聯系。當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賢和客氏受到寵幸，盡管魏忠賢不識字，但因客氏的關系，他被任命為司禮秉筆太監并監管寶和三店。明天啟三年（1623年）十二月，魏忠賢被朱由校任命為東廠總督，權力更加鞏固?？褪虾臀褐屹t的重用和優待，并非因為他們有戰功或治國能力，一些正直的官員不支持他們，而那些尋求權力和利益的官員則試圖討好他們。魏忠賢與這些官員結盟形成一個政治集團“閹黨”。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魏忠賢集團對正直官員發動攻擊。明天啟四年（1624年）底，魏忠賢基本控制朝廷的權力，從明天啟五年（1625年）至明天啟七年（1627年），魏忠賢的權力達到頂峰致使明朝政治處于黑暗時期，他貪污和濫用職權，并利用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持者和打擊政敵。

在薩爾滸戰役之后，努爾哈赤向西推進，攻克開原和鐵嶺，威脅遼陽和沈陽。明軍恐慌，大量士兵逃跑。明廷因此下獄審判楊鎬，并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采取防御策略，整頓軍紀，修筑防御工事，招撫流民，并儲備糧食。遼東的局勢暫時穩定，但熊廷弼因政敵攻擊被迫離職。明朝接著任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袁應泰上任后更改熊廷弼的政策并決定進攻后金，努爾哈赤趁機于明天啟元年（1621年）攻陷沈陽和遼陽，袁應泰兵敗自殺后明軍紛紛投降。后金迅速奪取遼東的城池，努爾哈赤將都城遷至遼陽。

為挽救局勢，明廷再度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并任命王化貞為遼東巡撫。然而，兩人策略不一，熊廷弼主張防御，王化貞主張進攻，導致內部分歧。明廷對遼東形勢缺乏了解，很多官員支持王化貞。實權在王化貞手中。努爾哈赤繼續進攻，占領了遼河以西的土地。在遼東形勢惡化后，明廷再次更換領導人。王在晉出任遼東經略，但是他的消極防御策略遭到將領袁崇煥的反對。袁崇煥認為，要保護內地，就必須防守外圍。孫承宗同意袁崇煥的觀點，并開始在山海關外修筑防線。然而，孫承宗因政敵攻擊辭職。明廷任命高第為遼東經略，但高第的策略導致遼東防線崩潰。努爾哈赤進攻寧遠，高第不作抵抗。袁崇煥堅守寧遠，成功擊退后金軍。這被稱為“寧遠大捷”。

明天啟八年（1628年），明熹宗朱由校病逝，其弟朱由檢成為皇帝（史稱明思宗），朱由檢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和右副都御史，并負責薊遼及登、萊、天津的軍務，登基之初明思宗向袁崇煥詢問對付后金的策略，袁崇煥提出用五年時間收復遼東得到明思宗的賞識和支持。然而，袁崇煥并沒有對戰事有明確的計劃，他試圖通過和后金談判來收復遼東。當時，毛文龍是明朝的一名將領，駐守在皮島，對后金進行騷擾。袁崇煥因毛文龍的傲慢和高額軍餉，計劃處決他。袁崇煥來到皮島后，以通敵的罪名殺死毛文龍，并重新部署其部隊。皮島的明軍失去指揮，士氣低落。

后金的皇太極于明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率領大軍向明朝發動侵略，目的是掠奪奴隸和牲畜。后金軍隊采取迂回戰術，攻占遵化，并進攻薊州、三河、通州?；侍珮O通過反間計策讓明思宗懷疑袁崇煥有叛意。袁崇煥因此被逮捕并最終被處死。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后金繼續對明朝進行侵略，掠奪人口和財富。明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建立清朝。隨后的幾次入侵，清軍深入明朝境內，獲得大量戰利品。由于寧遠和錦州仍在明朝控制下，清軍的行動受到限制。因此，從崇禎十三年（1640年）開始，清軍轉向錦州發起攻擊。經過一系列戰斗和圍困，錦州最終陷落。在清軍圍攻錦州的同時，明朝還面臨著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由于無法同時應對兩個戰線，明朝嘗試與清議和，然而和談失敗致使清軍繼續進攻。

明末農民大起義從爆發到推翻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權，共經歷了三個階段，自崇禎元年（1628年）至崇禎六年（1633年）冬為初期，自崇禎六年（1633年）冬至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為中期，自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為高潮。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正式爆發，正是在萬歷至天啟年間陜西地區饑民與貧軍“相聚為盜”的基礎上出現的。在明代崇禎初年，陜西北部和中部地區的義軍開始活動，之后義軍過黃河進入山西開始聯合。明朝在崇禎二年（1629年）任命楊鶴為三邊總督，負責鎮壓起義。楊鶴同時采用招撫政策，部分起義農民接受招安，但由于未能適當安置義軍而致使其很快重新起義。次年王嘉胤的部隊與王自用、高迎祥的部隊會合，成為陜西東部義軍中較為顯著的一支。明崇禎四年（1631年），義軍在河曲的據點被明軍攻破，王嘉胤被殺，王自用接任義軍領袖并聯合其他部隊繼續與明軍作戰，崇禎皇帝任命洪承疇接替楊鶴鎮壓起義，陜西的農民起義被鎮壓，而山西的義軍得以發展，活動范圍擴展到河南北部和北直隸南部。崇禎六年（1633年）十月，王自用去世后，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部隊在河南濟源會師。隨后，義軍過黃河南下，占領了幾個縣，進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史稱“涌池渡”）。此后義軍在多個省份活動，開始形成全國性的規模。

在崇禎十四年初至十五年冬季，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擊洛陽、開封等城市。明廷調集軍隊反抗。在河南省，雙方進行了多次戰斗，包括洛陽、開封、項城、襄城、朱仙鎮、郊縣和汝寧的戰斗。經過兩年的戰斗，明軍損失重大。李自成的起義軍聯合其他部隊，逐漸增強，并控制了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崇禎十五年底，李自成率軍南下攻占湖廣地區的多個城市。崇禎十六年三月，起義軍在襄陽建立政權。在荊襄地區，他們召開會議討論戰略。最終，李自成決定向潼關進軍。由于明廷在中原的兵力不足，崇禎皇帝調用孫傳庭的部隊對抗李自成。兩軍在鄭縣交戰，明軍因糧食短缺而敗退，損失巨大。鄭縣之戰后，李自成繼續西進，攻破多個城市。起義軍后來占領了西安，并建立政權。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國號大順，之后建立政府機構并開科取士。起義軍繼續北進，攻占了多個城市，并分兩路向北京進發。當李自成的軍隊接近北京時，明朝皇帝采取措施試圖挽救局勢，但未能成功。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軍隊到達北京外圍，攻破城門并占領外城。隨后向內城發起攻擊。明思宗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最終在景山自縊而死，至此明朝滅亡。明朝滅亡后，明宗室先后在江南地區建立地方割據政權，包括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魯王監國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鍵與紹武帝朱聿??、桂王永歷帝朱由榔等，史稱南明。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永歷帝被清將吳三桂獲，南明最后一個政權結束。

明代疆域圖

在明朝初期，北方邊境設有四十余個衛所，包括東勝衛、斡難河衛、開平衛、大寧衛。這些衛所沿陰山、大青山、西拉木倫河一線。后來，由于天氣變冷，農業受影響，邊境向南遷移。明中期，隨著蒙古的崛起，北方邊境再次內遷，并修建長城。在長城沿線設九個重鎮加強防御。在東北，明朝設置了遼東都司，并招撫女真部落。1411年，設立奴兒干都司，共轄130多個衛所。1435年，明朝撤回在奴兒干的駐軍，至萬歷年間衛所增加至384個。高麗（朝鮮）在元明之際擴張領土。1393年，明朝內遷鐵嶺衛，默許李氏朝鮮占據鴨綠江以東、圖們江以南的地區。明朝的疆域北起河西走廊、陰山、遼河和遼東半島，西至甘肅西部和青藏高原邊緣，南部略超過現今國界，不包括臺灣。永樂年間，西北和北部擴展，宣德時期有所收縮。后期北界穩定在嘉峪關至山海關的明長城一線，東北包括長城外的遼東都司。

在西北，明朝設置了哈密、沙州、安定等衛所。1472年，哈密衛被吐魯番汗國攻陷，1482年恢復；在西南，1370年，吐蕃諸部歸附明朝。明朝在青藏地區設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明朝平定云南全境，并設置三宣六慰。永樂年間增設宣慰司，統治范圍包括今緬甸、老撾大部及泰國西北部。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次年設置交趾布政使司。1427年，明朝放棄安南，安南成為獨立國家。1540年，明朝將安南國降為安南都統使司。東南方面，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門，并獲得停泊船只權。1624年，荷蘭殖民者進入臺灣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進入臺灣北部。1661年，鄭成功進攻臺灣，次年驅逐荷蘭人。

明成祖時期（1402年—1424年）明朝行政區劃，此后除奴兒干都司、安南、烏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外為明朝的固定疆域

全國范圍內，明朝設置了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隸、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四川、廣東、福建、廣西、貴州、云南，共設置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此外，在青藏地區設有烏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東北設奴兒干都司。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縣、493衛、359所。

明朝于1381年至1626年的245年間，官方戶口統計顯示，全國戶口在1403年達到6660萬的峰值，后在1404年下降至5095萬，并在五六千萬間波動，最高值為1562年的6365萬。1950年，范文瀾指出，明初的戶口統計未包括婦女，因此實際人口可能達到1.1億。1393年的實際人口可以通過兩種算法估算。一種是60545812人加上560萬軍戶人口，約6615萬，作為下限。另一種是61922177人加上560萬軍戶人口，約6752萬，作為上限。根據這些數據，1393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1‰-8.3‰。匠戶、樂戶等可能未納入統計，云南、貴州等地戶口隱漏嚴重，少數民族人口未列入統計，因此實際人口可能達到或超過7000萬。元明之際，人口谷底約6000萬，比高峰時減少了2500萬，下降幅度為29.4%，平均每年下降12‰。估計14世紀后期的6000萬增加到1600年的1.5億。南方人口增長速度中等，16、17世紀交接可能超過1.3億。宣德、正統年間，官方統計全國人口五六千萬，加上未統計的約兩千萬，總數約七千至八千萬。再加上未登記的流民和江南地區增長人口，明中葉實際人口可能達到一億，嘉靖、萬歷時可能達到一億以上。

十五世紀弘光朝江韶宗畫像，南京博物院收藏部分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政權機構基本上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為中書省長官，并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輔佐官員，“統領眾職”，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為中書省的下屬機構，六部尚書、侍郎成為丞相的屬官。中書省掌有“綜理機務”的職權，是政府部門的最高權力機關。1380年，明朝的創始皇帝朱元璋消除了中書省和丞相的職位，并將這些職位的權力分配給了六部。六部的職權和地位因此增強，其主管直接對皇帝負責。同一年九月朱元璋設立“四輔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負責幫助皇帝審查人才選拔和刑事審判，兩年之后被撤銷。

內閣的衙署文淵閣，明朝政治中心之一，位于紫禁城三大殿東側

隨后，朱元璋效仿宋朝的制度，設立了“殿閣大學士”作為顧問。這些大學士主要負責協助皇帝處理文件和閱讀報告，不參與敏感的政務。內閣制度在朱棣即位后發展，開始參與機密政務。隨后的皇帝仁宗和宣宗進一步增強內閣的權力并提升閣臣的官階。六部是明朝中央政府的六個主要部門，分別負責全國的政務。它們分別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分別負責官員管理、民政和財政、文化和禮節、軍事、司法和工程。各部設有不同的司，負責具體事務，六部長官為尚書，副官為侍郎，侍郎之下設置員外郎。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閣的權力不斷增加，六部逐漸成為內閣和皇帝的執行機關。明宣宗即位之后賦予內閣大學士票擬權，在明朝中期，內閣開始出現首輔制度，首輔是最資深和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擁有更多的權力。

在明代，地方行政制度最初沿用元代的行中書省。1376年，明朝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立左右布政使，負責民政和財政。全國劃分為十二布政使司，包括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陜西、湖廣、山西。1382年增設云南布政使司。1403年北平布政使司更名為北京布政使司。1413年增設貴州布政使司，全國總共有十三布政使司。此外，還設有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別負責刑法和軍事，三者互不隸屬。布政使司下分為府和縣兩級。

然而，這種“三司”分治的制度在應對緊急情況時，常出現效率低下的問題。為此，明廷開始派遣特派官員，如都御史，負責協調工作。這些官員有權統一指揮“三司”。后來，明廷還在各地設立總督和巡撫職務，逐漸將權力集中于這些官員手中。另外，明代的土官制度是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制度。明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土官衙門，并任命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為土官。邊遠地區設有宣慰使司、宣撫使司和長官使司等，主官多為當地首領，稱為土司。內地少數民族地區則設有土府、土州、土縣，主官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

在明代，中央的司法機關是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組成的“三法司”，大理寺負責復審刑事案件，設立通政使司負責審查和處理政府文件。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設立具有監獄和法庭的錦衣衛（前身是親軍都尉府，被稱為“詔獄”），負責偵查、逮捕、審問和判刑工作。[15][5][23]法律制度已經發展成熟。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時，強調法律的重要性，并組織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定工作。他從1367年到1397年，組織了包括李善長、劉基和劉惟謙在內的官員，以唐代的法律為基礎，進行多次修訂，最終制定了《大明律》，包含三十卷四百六十條?！洞竺髀伞贩譃槊?、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部分。刑罰分為笞、杖、徒、流、死五等，并使用各種刑具?！洞竺髀伞分饕槍Ψ纯狗饨ńy治和破壞封建倫理的行為。它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定為“十惡”，并用嚴厲的刑罰來鎮壓人民的反抗。它規定人民要服從官府，奴婢和雇工要服從主人，保護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和政治特權。

《大明律》是朱元璋多年的政治經驗總結，他親自參與了修訂工作，并將其視為維護國家穩定的重要工具。他還囑咐子孫不要輕易更改這部法律。盡管《大明律》的規定非常詳細，但無法涵蓋所有復雜的社會問題。為此，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過程中，還匯集了官民的“犯罪事例”來解釋律條，這部分被稱為《大誥》。明朝政府在1385年頒布了《大誥》，并要求每戶家庭都要擁有一本。同時規定，家中如果有一本《大誥》，在犯罪時可以減輕一等刑罰，沒有的則要加重一等刑罰。

明代的言官制度相對于前朝更為嚴格，明代的言官是由六科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組成，兩者合二為一并稱“科道官”或“臺諫官”，人數一般在200人左右。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初年，命令都御史專門負責糾察彈劾百官、辯明冤枉、監督管理地方各道，屬于為天子掌管耳目風紀的機關；十三道監察御史主要糾察內外百司的行為，可以上奏章當面彈劾也可以或不露面封奏彈劾；而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的事宜。明代從明太祖朱元璋起,便賦予了言官規諫皇帝、彈劾糾察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重大職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范圍之內。在經過薦舉、初授、改授、考試等嚴格選拔后，給事中可馬上出任，但監察御史則必須先試職一年，同時言官制度也采取回避制，比如大臣的同族不能擔任科道官，上下官吏如果是出自同族則需要以下避上。

觀榜圖，仇英（1494-1552 年）

明代的科舉制度是在唐、宋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建立的。明朝政府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舉制度，專取《四書》《五經》命題?！端臅芬灾祆涞募橐罁??！捌湮穆苑滤谓浟x，然代古人語氣為之”，以《四書》命題的叫書義，以《五經》命題的叫經義，在行文時必須根據古人的思想來闡釋，根據規定的幾家注疏來發揮，不能有自己的見解?？荚嚪秩夁M行。童生（未入學士子的通稱）先在州縣級考試，中試的稱作“秀才”或生員，也就是府州縣學的學生，取得進一步考試的資格。省級的考試稱“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中式者稱為“舉人”。中央級的考試，在鄉試第二年進行，禮部主持的叫“會試”，中式者再經過皇帝的復試，叫“廷試”或“殿試”?；实鄣膹驮囍皇且环N形式，表示選拔官員的最后決定權是在他那里?？贾械姆秩祝阂患字蝗∪?，分別叫“狀元”、“榜眼”、“探花”，統名為“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叫“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賜同進士出身”。進士都被任命為官員。一般情況，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授御史、給事、主事、中書、行人、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明洪武六年（1373年）一度停罷科舉，朱元璋認為科舉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到明洪武十五年（1382）復設科舉。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后遂以為永制”，直到明亡。

宗藩制度是明代皇帝朱元璋所建立的制度，將皇家成員分封于國內各地。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和一個從孫被分封于全國各地。在邊防線上，他分封了九個王，包括燕、寧、遼、谷、代、晉、慶、秦和肅。在內地，他分封了齊、魯、趙、周、沈、伊、唐、郡、楚、湘、蜀、潭和岷。制度上規定每個親王的府中有三個護衛，護衛的數量在三千到一萬九千人之間。親王的繼承制度是皇帝的兒子除了嫡長子被立為皇太子外，其余皆封為親王。親王的嫡長子繼承爵位，其余子嗣分別被封為郡王、將軍、中尉等。明初，親王的年祿為五萬石，后改為一萬石?？ね?、將軍和中尉的年祿則分別為二千石、一千石、八百石等。

然而，這一制度并沒有維持皇族的穩定。在朱元璋去世后，發生了一系列搶奪皇位的戰爭。燕王朱棣通過戰爭奪取皇位，并開始削減藩王的護衛和官屬。他減少了藩王的兵權，并未從制度上根本改變分封制。然而，他和后續皇帝加強了對宗藩的監視、限制和“藩禁”，宗藩不得預參與軍事和政治事務，不能入仕，不能從事工商業，未經許可不能出城或會見，不能與封地的官府交往。朝廷在鳳陽設立了“高墻”監獄，用于關押犯禁的宗室。宗室成為一個依賴“宗祿”的寄生階層，宗祿的開支成為國家的重大財政開支。在嘉靖年間，支付給各王府的祿米超過歲供京師的糧食。宗室內部出現了兩極分化，有的藩王奪取民間土地，殘害百姓；而有的宗室成為“藩禁”的受害者，不能入仕，不能從事工商業，宗祿拖欠，生活貧困。

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順陪葬用牙牌

明朝的宦官機構包括十二監、四司、八局，總稱為二十四衙門。太監是最高級別的宦官，負責管理各監的工作。司禮監是其中權力最大的機構，分管皇城內的儀式和管理宦官。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對宦官的政治活動設有限制。然而，由于宦官常在皇帝身邊，他們逐漸獲得了皇帝的信任并開始參與政治活動。在永樂時期，宦官干預政事開始增多?；鹿賹嗟陌l展，與廠衛組織密切相關。廠衛包括東廠和錦衣衛，主要負責偵查和打擊反對皇帝的言行。東廠由宦官主持，而錦衣衛則是直屬皇帝的親衛軍。兩者都設有監獄和法庭，從事偵查、逮捕、審問和判刑等活動。明朝中期以后，宦官專權現象日益嚴重。他們通過控制司禮監和廠衛組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家的軍政大事。這種情況在英宗、武宗和熹宗時期尤為明顯。崇禎帝即位后，雖然試圖改革，但在復雜的內外形勢下，仍然依賴宦官，而宦官在軍事上的不當行為加速了明朝的衰落。

在明朝初期，官營手工業工匠的管理沿襲了元代制度，工匠被編為匠戶，并有單獨的戶籍。工匠的社會地位較低，且具有較強的人身依附性。隨后，明朝對工匠制度進行了改革。在1378年，朱元璋下令在京工匠的薪資按月給予，并在休息時允許其自謀生計。這一措施減輕了工匠受到的人身控制，對手工業生產有益，受到在京工匠的歡迎。

明代的匠戶分為“輪班”和“住坐”兩類?！拜啺唷苯秤晒げ抗芾?。起初，工部提議按工匠的工作能力每三年輪班一次到京城工作三個月，但未立即執行。在1379年，工部侍郎秦逵再次提出這一建議并得到批準。實行輪班制后，工匠的京城服役由每年變為三年一輪班，但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如工匠到京城后無工作可做。1385年，明朝對輪班制做了調整，根據工種和工作量重新安排輪班次數。同時，二十三萬二千多名工匠重新頒發了勘合?！白∽苯秤蓛葎崭畠裙俦O管，每月工作十天，休息二十天，工作少時可增加休息。工匠可以用銀代替工作，有更多時間從事生產，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減輕。

明朝土地制度主要分成兩類，分別是官田和民田。官田主要有牧馬操場、學田、皇莊、牲地、園陵、百官職田、軍民商的屯田等。剩下的就是民田。不過官田、民田之間并不是絕對對立的，二者可以相互轉換。比如官田中的屯田受到官員侵吞之后就直接變為了民田，而民田因為犯罪等各種原因被罰沒，也就自然而然變成了官田。一般來說，官田的承佃者只要承擔官租即可，不用繳納賦稅。而民田則需要繳納賦稅。

有明一代的京師銀庫（京庫）主要有皇帝的內承運庫（內府庫）、戶部的太倉銀庫、兵部(太仆寺)的常盈庫和工部的節慎庫。它們的主要稅源分別為明代賦役的田賦折銀(“金花銀”)、鹽課折銀、馬役折銀和上供物料折銀。洪武年間明朝的財政機構主要包括皇帝的內府庫和屬于戶部的九個庫藏，朱棣遷都北京之后設立建制與南京相似的庫藏體系。正統皇帝之后，皇帝、戶、兵、工等部銀庫相繼建立。明中葉以后的京師庫藏體系分為兩套，包括皇室宮廷財政所屬的內府庫和政府財政所屬的戶部、工部、太仆寺、光祿寺等管理的銀庫。內府庫由皇帝控制并由宦官管理，主要負責皇帝個人的開支，主要負責貯藏包括上供物料在內的黃蠟、顏料、絲絹、布匹、錢鈔等；銀庫由中央政府的六部的文官管理，主要負責應付政府的各種公共開支。明前期，皇帝內府庫中的黃白蠟、絲絹、顏料、野味、翎毛等都是實物形式，明中葉以后，這些皇帝的專屬私物通過折色折銀的方式變為皇帝和六部等共有，以實現對皇帝財政的合理分割。

明代賦役制度的征課所得和差役分派大多集中于京師，有明一代的賦役制度可分六項：正賦（田賦）、丁役（差役）、歲計（國用）、加餉（加派）、免糧（免役）、條編（條鞭），明代初年的田賦丁役制度崇尚簡潔，明中葉之后由于人口增加進而使附加稅漸增，賦役制逐漸混雜，為此明朝政府編制專門為賦役而用的黃冊和魚鱗冊，以戶為主征派賦役其中以民戶為承擔賦役的主要力量。明朝的賦役制度沿襲唐中期以來的兩稅法，丁有役，田有租，租有夏稅和秋糧兩種，夏稅在八月之前繳納，秋糧在次年的二月繳納，而差役主要是里甲、均徭和雜泛三種。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開始對江南地區的田賦征收進行改革，明中葉以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田賦改革從稅糧附加稅即“耗米”征收辦法的改革深入到改革科則即正糧征收標準，張居正等人實行一條鞭法后，將夏稅秋糧等各色賦役名目統一征收并折為白銀，同時白銀貨幣的改革也促使雜役攤派的改革，推動以銀代役、攤丁入地等現象出現。

日本南東洋莊收藏的天啟時代茶杯

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國王良懷派使者抵達當時明朝的首都南京，并且送還“倭寇”在明、臺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明朝政府正式與日本建立邦交關系，之后明朝和日本的關系有所疏遠，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遣使祖阿與肥富赴明稱臣納貢，建文帝朱允炆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永樂元年（1403年），兩國間又恢復友好關系，之后足利義滿頻頻向明朝進貢并接受明朝封賞，日本以屬國的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易。明朝賜足利義滿“日本國王”金印一枚，足利義滿回書自稱“日本國王，臣源義滿”，日本正式承認自己為中國的藩屬國。

明朝與日本正式通商后，寧波市舶司負責接待日本通商。明朝永樂初年正式開啟特定的官方貿易模式——朝貢，“以金葉堪合表文為驗”（“堪合貿易”），自永樂二年（1404年），日本正式按照明朝制定的“規則”履行朝貢堪合貿易，寧波開設專門接待日本朝貢堪合貿易團的“安遠館”，嘉靖年間寧波設有“嘉賓館”，明朝由負責文教禮儀外交的禮部來制定朝貢“堪合”貿易相關條例。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大名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明軍援助朝鮮與日本交火，之后明朝政府與日本議和并派遣冊封使者沈惟敬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但豐臣秀吉不滿明朝的態度而拒絕受封并再次入侵朝鮮，直到豐臣秀吉病逝之后退兵。

朝鮮所繪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明洪武時期高麗入貢，朝鮮取代高麗后受冊封。明朝官方政府先后遣使朝鮮170余次，使節達200多人。明朝政府但凡是遇到皇帝即位和建儲、兩國與戰爭有關之事、加強兩國的友好關系而實行賞賜、滿足皇帝奢靡生活需要等重大事件時會遣使前往朝鮮，總結來說就是“王室外交”和“軍事外交”，而明朝賞賜的對象也是以朝鮮國王及王室成員為主。此外，明朝派遣朝鮮的200多位使節主要由文官、宦官和東北軍事長官三部分人組成，文官使節基本上屬于擅長文學詩詞和經書史籍的儒士，宦官主要是皇帝身邊的近臣或是受信任的內侍，比如核心人物黃儼、海壽、尹鳳和鄭同四人。

明朝初期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最為密切，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在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設置市舶司，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永樂年間朱棣派遣使臣到安南、占城、暹羅、琉球、真臘、爪哇、西洋、蘇門答剌等國，邀請他們到中國來進行貿易，之后還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以促進明朝與東南亞的貿易交往。不過永樂年間至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與安南展開多年的戰爭，雙方互有傷亡，給兩國帶來較大的經濟和人員損失。

明朝建立之初，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亞地區建立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在位期間向中國納貢稱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之后，明朝與帖木兒帝國之間的關系，一度出現緊張狀態，帖木兒甚至扣留使臣并斷絕與明朝的邦交。帖木兒死后，由其孫哈里承襲汗位，哈里主張與明朝恢復和平邦交關系，永樂五年（1407年）六月派遣使臣虎歹達等送傅安歸明朝，此后兩國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邦交關系，互相開展頻繁的貿易。

明武宗正德年間開始，逐漸崛起的葡萄牙殖民者以通商為名對明朝的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侵略，但當時的明朝政府將邊防重點放在對北方的蒙古勢力上，對東南地區的海防意識較弱。明世宗即位后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主持下，大力整頓內政并決心驅逐葡萄牙殖民者，在雙方武器差距明顯的情況下，海道副使汪鈜率領官兵將葡萄牙人的戰船鑿穿才獲勝；嘉靖元年（1522年）年，葡萄牙殖民者別都盧侵犯廣東新會西草灣反被明軍打敗，明軍繳獲其銑炮并將其命名為“佛郎機”，同時將佛郎機的制作方法成功掌握，但明政府未能將新式武器用于抵御葡萄牙，而是用于北方的蒙古邊防，致使葡萄牙人有可乘之機，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通過賄賂手段取得在澳門的居留權。明朝末年，荷蘭也開始覬覦明朝的沿海貿易，由于明政府不允許荷蘭船只在大陸沿海貿易，所以荷方主要只能向明朝海商收購中國商品，但明政府為控制臺灣海峽貿易主導權，只對與之利益深厚的許心素等少數“官商”發放貿易許可。荷蘭為奪回大陸沿海的貿易主動權，只好與鄭芝龍等明朝武裝海商合作，1633年之后又轉而與普通海商合作，同時緩和與明朝政府的關系，最終獲得在臺灣的貿易主動權。

明朝二百多年中，西藏地方一直服從明朝政府的管轄。朱元璋洪武時期，明朝政府就與西藏地區進行廣泛的貿易。當時秦州（今甘肅天水）、洪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松潘等地，都是漢藏兩族進行貿易的重要地點。除茶馬貿易以外，明朝政府還向藏族供給綢緞、布帛及食鹽等，藏族還向內地供給錯毯、畫佛、銅佛、銅塔、犀角等。但這種由官府主持的貿易不能滿足藏漢兩族人民生活的需求，因此漢藏兩族人民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進行民間貿易。西藏地區與明朝政府還有一種“朝貢”貿易，西藏的僧俗官員定期到明朝政府來朝見皇帝，他們都隨帶馬匹和其他地方特產，如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錯殖、刀劍等貢獻給皇帝，明朝政府則以綢緞、布帛、茶、鈔等回賜。政治方面，明朝洪武永樂時期制定實行對藏區民族施政的方針政策，明朝皇帝主要是對藏區行使主權并掌控大局、根據當地的情況建立相應的制度，任用僧徒和尊祟佛教，同時皇帝還對藏族地區的各個實力派進行封賞冊封，以此均衡各派并維持社會穩定。

明朝初年雖然蒙古人被明軍趕至漠北地區，但經常出兵騷擾明朝的北方邊境，明朝統治者意圖徹底根除來自北方的邊患，明太祖和明成祖時期曾多次對蒙古發動戰爭，但不僅未能徹底征服蒙古人（北元），反而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歷代統治者逐漸認識到消滅蒙古存在相當的困難，于是與北方的蒙古人保持表面的和諧關系，直到明英宗時期，蒙古瓦刺也先部率軍在土木堡附近擊敗明軍并俘虜明英宗，蒙古達延汗繼位后也率部侵入明朝邊境。明朝中期之后，明政府對蒙古勢力逐漸采取以防守為主的政策，同時注重建設九邊（遼東鎮、宣府鎮、大同鎮、延綏鎮、寧夏鎮、甘肅鎮、薊州鎮、山西鎮、固原鎮）等北方邊防重鎮和長城，在此基礎上明朝實行與蒙古的通貢互市政策以維持正常的經濟貿易，此外明朝政府還積極分封蒙古貴族并確認其統治地位，對蒙古實行招撫羈縻政策，比如隆慶四年正式封俺達汗為順義王。明朝末年，努爾哈赤領導的后金勢力開始籠絡蒙古部落，以支持后金軍隊與明軍對抗，明朝與后金的矛盾逐漸超越明蒙關系成為主要矛盾。

明朝初期朝廷設置遼東都司和奴兒干都司管理東北地區，對女真族各部落實行羈縻政策。明成祖即位之初，立即加強對鐵嶺北部和圖們江流域女真人的管理，先后招撫建州地區猛哥帖木兒、阿哈出等各部女真，并在其居住地區建立建州衛、兀良哈三衛和必里衛等羈縻衛所。永樂九年（1411年），明朝正式設置奴兒干都司，其治所在黑龍江下游的奴兒干城。到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明朝在奴兒干都司已設置184個衛，這些衛大部分是由當地部族管理。從明永樂九年（141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明朝派欽差大臣亦失哈先后九次巡撫奴兒干都司，明宣宗還將奴兒干都司治所內遷至三萬衛（今開原市），奴兒干都司成為一個虛設的機構，其職能由遼東都司代行。明朝不再對原奴兒干都司各部族進行巡撫，“羈縻”政策變為只“羈”不“縻”。

明朝統治者注意對軍隊的管理和建設。朱元璋于1364年建立部伍法，制定了軍隊的編制和將校的稱呼。洪武初年，朱元璋采納劉基的建議設置軍衛制度，在軍事上重要的地方設衛、所兩級建制，全國的衛所和都指揮使司統屬于大都督府。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和大都督府，設立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軍隊的編制是按照人數劃分的，如有兵五千的為指揮，有千人的為千戶，以此類推。軍隊始終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直接控制調遣權。據1392年統計，全國共有軍隊約120萬人。明朝還另立軍籍，軍士的身份是世襲的。軍士的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原來參加起義軍的、元朝軍隊的降卒、因罪被罰充軍的以及通過征兵方式強制征調的。

在明太祖朱元璋統一中國后，火器技術發展迅速。社會經濟的增長，鋼鐵冶煉和手工業的進步，國際交流的增加，外敵入侵和科技發展推動了軍工產業的發展，為火器技術的提升創造了條件。明代的火藥種類豐富，軍用火藥和配方超過90種。明代的火藥配置更合理，質量和性能提高。明代的火藥理論研究對古典兵學有重要貢獻。當時的研究人員對火藥配方和制作技術有很大了解?！段鋫渲尽ぶ苹鹌鞣ā酚涗浟硕喾N火藥配方，如爆炸和噴射火藥?！侗洝せ鸸ニ幮浴酚涊d了數百種火藥配方。茅元儀、唐順之和焦勖的兵學著作介紹了火藥的性能和使用。

15至17世紀使用的明代火繩槍

明代在南京設立了專門的火器制造機構，嚴格控制火器的制造規格和產量。為保障國家安全，明代制定政策防止技術和人才外流，嚴格控制火藥和火器的制造。明代的火器種類增加，包括槍支、火炮和火箭。槍支包括單管槍和多管槍?；鹋诜譃檩p型和重型，輕型火炮包括虎蹲炮、旋風炮等，重型火炮包括大將軍炮、威遠炮等?；鸺▎伟l火箭和多發火箭。此外，還開發了多種爆炸性火器，包括地雷和水雷。嘉靖年間，西方火器傳入中國，促進了火器制造業的發展?；鹌鞯目萍己吭黾?，種類豐富，軍隊裝備更新。明代中期的火箭包括使用弓弩發射的火藥箭和利用火藥燃氣反沖力推進的火箭。明代的管型火器性能提高，與近代槍炮越來越接近?；鹌靼ㄟB發設計，瞄準裝置和防止后坐力的裝置。爆炸性火器發展迅速，包括水雷和定時炸彈。

在明代，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撰寫了有關火器制造技術的著作。隨后，中國科學家也編寫了各種火器著作。這些著作涵蓋火器制造、使用、操作、訓練、戰術和陣法，對明代兵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火龍神器陣法》由焦玉著，內容包括使用火器進攻的方法、火器制造和火藥性能。另一本同名著作由劉應瑞撰寫，現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焦勖的《火攻挈要》根據湯若望的技術撰寫，記錄了火器技術并吸收了西方制炮技術?！渡衿髯V》是一本火器專著，記載了火繩槍的制造和使用?！段鞣ㄉ駲C》是一本介紹西方火器技術的著作?！都o效新書》和《練兵實紀》記錄了虎蹲炮、地雷等新式火器?！痘I海圖編》介紹了明軍的海戰武器和使用方法?！侗洝酚涗浟嗣鞒瘜ξ鞣交鹋谥圃旌褪褂梅椒ǖ膶W習?！段鋫渲尽肥且槐景?6卷的古代軍事著作，記錄了180多種火器及其使用方法。

火龍井中的一門大炮，由焦裕和劉伯溫于1375年去世前編撰

在明代，人們開始意識到火器在戰爭中的作用?；鹌鞯膹姶髿Υ龠M了以器制勝的戰爭觀的形成。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解釋了各種火器的使用方法，并考慮了火器的作戰效果。焦玉認為火攻的效果與火器的質量有關，火器是軍隊的關鍵因素。焦勖贊揚西方先進火器的制造和射程，呼吁改進火器并配備軍隊。徐光啟是明代后期的學者，他強調火器的重要性，并認為火器和火藥在防御中至關重要。他敦促引進西方火炮技術，并改進火器。他的觀點受到重視，并推動了火器的發展。徐光啟也重視士兵的訓練，并撰寫了一系列關于士兵訓練的著作。焦玉強調利器與士兵和陣法的結合。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實施戶帖制度，要求戶部登記全國的家庭信息（每戶的籍貫、家庭成員數量、姓名、年齡、男女、土地、房產、牲畜）等信息，同時嚴厲懲罰隱瞞信息的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戶帖制度的基礎上建立黃冊制度，要求詳細記錄家庭信息并根據職業將家庭為民、軍、匠三類，同時還建立與黃冊制度相關的里甲制度，把家庭組織成基本單位，每110戶為一里，選舉出里長和甲首以管理其中事務。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測量全國土地并以糧區為單位記錄每塊土地的面積、質量、界限以及土地主的姓名并繪制成圖冊（圖冊上的圖形類似于魚鱗，被稱為《魚鱗圖冊》）。

在征收賦稅方面，朱元璋規定根據家庭和土地情況進行征收賦稅，并分為夏稅和秋糧兩次繳納，此外還實施糧長制度，由糧長負責催征、收取和運送糧食以保證政府的財政收入。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為開發中原地區的荒地而設立司農司，同時下令允許有能力者開墾未利用土地并免除三年的租稅。朱元璋在位期間還高度重視水利建設，要求地方官員匯報人民的水利建議，并懲罰忽視水利工作的官員。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政府關注麻、棉、桑、棗和漆樹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規定種植桑和麻的人在四年后開始納稅，還通過減稅來鼓勵農民種植棉花。明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政府為滿足社會需求改革貨幣制度，成立寶鈔提舉司并在次年開始發行大明寶鈔。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政府命令對京城的工匠提供工資，并允許他們在非工作時期自由工作，同時也增加工匠的個人自由還為工匠制定輪班制。

在明代初期，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依賴于社會穩定和農業政策，而農業工具和生產技術沒有顯著創新。然而，到了明代中期，農業工具和生產技術開始出現顯著改進?！掇r政全書》記載了當時在耕作、種子選擇、灌溉、施肥和園藝方面的經驗。明代中后期，出現了一種新式耕地工具“代耕”。灌溉工具包括筒車、龍骨水車和轆轤。除了改進傳統提水工具，還引進了西方技術，即“泰西水法”。徐光啟使用一種模仿的“龍尾車”來提水。王征設計了“虹吸”和“鶴飲”兩種灌溉工具。

藏于嘉定孔廟的農政全書

在施肥技術上，人們知道對不同土壤使用不同性質的肥料，以增加產量和改善土壤。農民學會用砒霜防治病蟲害。棉花種植有“張五典種棉法”，涉及棉花種植的各個環節。明代農業特點是通過稻麥混種、棉麥套種、糧豆間作、糧菜間作提高復種指數，充分利用土地，可能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福建、浙江等地種植雙季稻，北方黃河流域形成了兩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制。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因地區、田地等級、年份和農作物品種而有差異。江南地區水稻產量較高，北方小麥產量較低。

明代中后期，引進了新的農作物品種，包括玉米、紅薯、煙草和花生，增加了糧食種植面積，改變了中國的食品結構。在明代中后期，農村經濟以糧食生產為主，并輔以家庭紡織，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更多生產者開始追求交換價值，并參與市場交易。

農產品種類和數量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在特定地區較為集中，這些作物不僅供應本地需求，還大量銷往其他地區。規模較小的農戶通過商人與市場建立聯系。商品經濟關系也體現在生產過程中，例如農戶種植桑樹主要是為了養蠶，如果有剩余則出售。家庭手工業也開始面向市場，成為商品生產。由于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和城鎮的發展，商品糧的需求增加，導致糧食生產中心的轉移。例如，江南地區因種植棉花和桑樹，糧食供應減少，需從其他地區進口。農業發達地區的地主開始雇工經營土地，并注意多種經營和生產的合理安排。地主通過合理搭配農作物和副業生產，以最大化土地資源的利用。棉花種植在明代后期繼續擴張，長江三角洲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區。隨著紡織業的發展，染料作物種植也得到發展。果木種植品種繁多。城市和市鎮的發展促進了蔬菜和花卉種植業的興旺。明代的經濟作物種植規模擴大，品種增多，專業經營趨勢增強，反映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活躍。

在明朝前期，隨著社會生產的復蘇，手工業得到發展。到了明代中葉，手工業在已有基礎上取得新進步。

明穿枝花織金綢

棉紡織業在明代中后期成為家庭手工業的主要部門之一，其中，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最為發達。松江地區的棉布產量高，技術、品種和質量領先全國。其中，松江府上海縣生產的標布受市場歡迎，尤墩布輕薄細軟。改進后的云布和三梭布也受到歡迎。明代中后期，棉花去籽工具有所改進，生產效率提高。棉紡織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染坊和踹坊的興盛。染坊負責布匹的印染，踹坊則將棉布壓平。染坊和踹坊在當時隨處可見，蕪湖地區的染坊和踹坊最為興盛。此外，明代中后期棉紡織業的繁榮與商品經濟和農業進步有關，也與官府的政策有關。絲織業也有所發展，絲織機包括花機和腰機?；C是一種提花機，結構復雜，需要兩人操作。腰機是一種一人操作的小機。一些工匠對織機進行改進，提高了絲織品的質量。江南是絲綢之府，其中以蘇州、杭州、湖州等三吳地區最為發達，江南民間絲織業最為興盛時，南京、蘇州和杭州三大絲織城市的織機總共在5-5.5萬張之間。

明代，陶瓷業的生產規模繼續擴大，制作技術有顯著進步。江西浮梁縣的景德鎮是陶瓷業的中心。明代的瓷窯分為官窯和民窯，官窯的產品主要供皇家使用，民窯生產民用瓷器。在制瓷技術上，明代采用了陶車銀刀和吹釉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在明代中葉之后，礦冶業發展明顯。采煤業和冶鐵業是其中的重點。[87]

明宣德年制（1426-35）皇家青花瓷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在采煤業方面，明代中后期的南直隸和州含山縣的牛頭山煤礦、北直隸順天府昌平州的白羊口煤礦、京師的西山煤礦、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的煤礦比較知名，其中山西平定州的煤質量最好。煤被廣泛用于冶煉、手工業加工和日常烹飪。京師西山煤礦的煤是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在采煤技術方面，明代中后期有很多有價值的發明和創新，包括排除礦中瓦斯的方法以及用木支架防止冒頂。在冶鐵業方面，明初國家壟斷了冶鐵業，設立了鐵冶所。明代中葉以后，民營礦冶業迅速發展，鐵產量大幅增加。在冶鐵技術方面，明代進步顯著，使用了活塞式鼓風箱設備，并普遍用煤或焦炭進行冶煉。實現了半連續性操作，大大縮短了煉鐵時間。制鋼也有創新。除了煤和鐵，明代中后期的銅、銀、錫、鉛的采煉也有發展。洪武年間和宣德年間明朝池州府、江西鉛山等地采銅至少五千余斤，而民間采冶銅的規模業逐漸增大，明中葉以后官礦成績不佳，而民采民冶則日益發展。

明代的造紙印刷業相當發達，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都是造紙業的重要產地，繁多的原料和紙品種以及印刷的數量、顯著進步的印刷技術都遠超宋元兩代。造紙的原料有竹、麻、稻草、樹皮（楮樹、桑樹、芙蓉樹）等，以竹麻為原料所造的紙稱為竹紙；以楮、桑、木芙蓉等皮所造的紙稱皮紙。與造紙業的發展相配合，印刷業在明代中后期也非常興盛，書籍數量大增。有民營印書作坊，規模較大，專營出版古籍。在印刷技術方面，明代中后期開始使用銅、鉛活字印刷，還發明了套印、短板、拱花等技術，明代印刷發展的最突出標志是雕版、活字版和彩色印刷都有了普遍的應用，此外明代圖版印刷出現新的趨勢，書商聘請技藝精練的圖版雕刻能手在書籍上繪制精美的插圖來吸引讀者。

在商業管理方面，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由負責治安的京城兵馬指揮使司和各府州縣的兵馬司兼管商業活動。市場使用的度量衡由工部校準。商人外出經商需領取“關券”。城鎮設有官、私客店，供行人住宿?？偷暧涗浛蜕痰男畔?，每月交給官府檢查。由于南京房屋密集，商人無處存放貨物，朱元璋下令在水邊建房供商人存放貨物。但官吏強制小販進入儲存房納稅，朱元璋于是下令京師小民不得進入儲存房。明代中后期，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水平提高，導致商品貨幣經濟大幅發展。商品流通規模逐漸擴大。徽商是最多的商人群體，其次是晉商和江右商，再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陜商。商人數量估計在幾百萬以上。商人主要為中小商人，部分擁有較大資本。商人遍布全國。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如江南和運河沿岸，商賈較為集中。商業繁榮導致居民對市場的依賴增加。

北京和南京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商業發達，人口超過百萬。北京的商品和商人來自全國各地。南京是對外貿易和官營手工業的中心，吸引商人。其他城市如德州、濟寧、臨清、徐州、淮安、揚州、蘇州、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福州、泉州、漳州、廣州、饒州、九江、蕪湖、徽州、武昌、開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也非常繁華。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達，市鎮數量最多。這些市鎮由于商品經濟發展而自然形成，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中心。此外，集市貿易也繁榮，遍及全國各地。集市是定期的民間貿易活動，連接城市與鄉村及鄉村之間的經濟往來。

明代對外貿易包括官府控制的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明初實行海禁政策，嚴禁私人出海貿易，朝貢貿易占主導。明代中葉以后，朝貢貿易衰落，私人海外貿易逐漸發展，并在海外貿易中占主導地位。在明代中后期，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較為顯著。在全國范圍內，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仍是主要經濟形式。然而，在部分地區和行業，新的生產關系開始出現，包括雇傭勞動關系的普及，小商品生產者分化為擁有生產資料和貨幣的有產者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有產者購買無產者的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并通過出售商品增加資本。這些新的生產關系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萌芽。

在絲織業、棉布加工業、礦業和榨油業，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表現得最為明顯。絲織業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特別是蘇州、松江、杭州、嘉興和湖州地區。在這些地區，絲織業的生產關系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例如，有人雇傭技術嫻熟的織工，按日支付工資，有的織工因技術高超而得到更高的工資。這種生產單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當時這種現象仍然是個別的。另一方面，棉布加工業的大多數仍處于家庭手工業階段，但也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出現。例如，在松江地區的棉布襪制造業，商人開始直接控制生產，發放原材料并雇傭工人進行生產。盡管資本主義在明代中后期的某些地區和行業中開始出現，但由于其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相對較小，且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限制，因此未能對封建經濟結構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明代鑄幣，14~17世紀

在貨幣方面，朱元璋占領集慶后鑄造“大中通寶”銅幣。明朝建立后，改鑄“洪武通寶”，共五等：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存在鑄造和使用銅錢的問題。為此，朱元璋在洪武七年設立寶鈔提舉司，印制“大明寶鈔”，次年開始發行。大明寶鈔由桑樹皮制成的紙印制，高一尺，寬六寸，青色。最初面值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貫六種，洪武二十二年增加一十文至五十文小鈔。鈔票上方標注“大明通行寶鈔"，下方有文字說明。規定每鈔一貫準銅錢千文、白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商稅錢鈔兼收，錢占十分之三，鈔占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使用銅錢。

明朝發行的紙幣—大明寶鈔

明朝的大明寶鈔繼承了元朝的做法。元朝前期發行紙鈔有金銀和實物作為準備金，控制發行量，紙幣可在鈔庫兌換金銀，幣值穩定。元朝后期無準備金，不限制發行量，不回收紙鈔，導致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明朝發行大明寶鈔時沒有準備金，不允許兌換金銀，不控制發行量。洪武十八年一年發行大量寶鈔。寶鈔印制粗糙，易仿造，且存在用舊鈔換新鈔的問題，導致大明寶鈔迅速貶值。洪武二十三年，兩浙地區的大明寶鈔大幅貶值。朱元璋下令鑄錢和寶鈔兼行，但寶鈔繼續貶值。一些地方開始拒絕使用寶鈔，轉而使用金銀交易。朱元璋再次下令禁止使用金銀交易，但未能改變寶鈔貶值和不受歡迎的狀況，銅錢和白銀仍被用于交易。

在明朝之前，銅錢是中國古代主要貨幣，由中央政府控制發行。明代銅錢分為三類：通寶，私錢，古錢。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已開始發行貨幣。洪武八年前，明朝的官方貨幣是銅錢，但由于銅資源稀少，鑄幣不足，以及商業發展和政府開支增加，銅錢不再滿足需要。洪武八年，大明寶鈔出現，政府為保障寶鈔權威，停止銅錢流通，同時禁止白銀流通。然而，由于寶鈔面值大，不適用于小額交易，銅錢仍然是必要的。銅錢多次被停用，但因其在交易中的重要性而不斷重新流通。私錢隨著銅錢的出現而出現，歷代常見。在明代，由于銅錢種類多樣，政府為謀求利益操縱銅錢質量，導致質量下降，民間開始盜鑄。偽錢和官方鑄幣同時流通。政府雖采取措施打擊盜鑄，但盜鑄問題持續。

白銀在中國很早就作為等價物出現，白銀在漢武帝時期已經作為交易貨幣。到明朝中后期，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然而，明政府沒有順應這一趨勢，認為白銀和銅錢一樣有產量限制。大明寶鈔發行后，政府禁止白銀流通。但由于寶鈔政策失誤和銅錢問題，民間選擇了白銀作為保值工具。雖然政府禁止使用金銀交易，但未能阻止白銀的使用。政府在白銀政策上放寬，白銀成為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明朝，稅收逐漸以白銀為主。稅收制度經歷變化，從以實物稅為主轉向使用白銀征稅。到萬歷年間，實行一條鞭法，白銀成為唯一的稅收貨幣，白銀的主幣地位得到鞏固。[2]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占領菲律賓后開辟福建月港——馬尼拉——墨西哥阿卞普魯可之間的橫越太平洋航路，美洲的白銀通過這條航路大量運到呂宋再流入中國，由于當時南美洲的產銀量較大，西班牙人每年從南美洲運出大批銀元到呂宋購買中國商品，使白銀不斷流入中國，據學者梁方仲的推算，自萬歷元年至崇禎十七年（1573—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等由于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至少在1億元以上，白銀的大量輸入致使明朝的貨幣體系發生改變，同時也滿足市場流通方面的需要。

明朝初期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視儒學。在他反抗元朝時，就廣泛招募儒者，并設立儒學機構。他還讓人在皇宮內書寫儒學著作《大學衍義》以供參考。當他成為皇帝時，為了鞏固統治，他采取多種經濟、政治、軍事措施加強權力，并大力推廣程朱理學。他要求學者只讀儒家經典，并以程朱理學為教學標準。在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的統治時期，程朱理學的推廣進一步加強。朱棣命令學者以程朱理學為標準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并親自為這些著作作序。這些著作成為士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籍。這標志著程朱理學在明朝的統治和獨尊地位的確立。

在皇帝的支持下，程朱理學在明朝初期非常盛行。當時著名的朱學學者有方孝孺、薛瑁、吳與弼等。方孝孺是浙江人，他是宋濂的學生，并曾擔任翰林學士。他提倡道學，主張安貧樂道。他因不愿向朱棣投降而被殺；薛瑁是山西人，他是一位理學家，曾擔任禮部右侍郎。他將性視為天地的本質和倫理的核心，認為修養道德的目的在于復性。他也高度尊崇朱熹；吳與弼是江西人，他以“四書”“五經”和程、朱的語錄為學。他一生大部分時間致力于講學。他崇拜朱熹，但與薛瑁不同，他同時采納了朱熹和陸九淵的思想。他強調內省，提倡“反求吾心”。他的思想被其弟子陳獻章繼承并發展，后來形成了王陽明的心學。

《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像》，明·沈俊繪

在明代中期，社會矛盾增加，思想領域變化顯著。朱學由于陳舊和缺乏創新精神逐漸變得不合時宜。因此，一些士大夫開始尋求新的理論，陸學因此得以復興，發展成為王陽明心學。陳獻章提出“道”是天地之本，這與朱熹的“理”是生物之本的觀點類似。但陳獻章認為“道”是內在的，而不是獨立于萬物的絕對存在。這種思想與陸九淵的觀點一致。陳獻章的學說結束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并對后來的王陽明心學產生了影響。

王陽明的時代，社會動蕩，政治危機嚴重，他綜合了陸九淵的思想和佛教禪宗的影響，創立了心學。心學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學說。王陽明認為心與理是一體，人的主體精神是認識和評定萬物的基礎。他提出“致良知”學說，強調通過內省恢復人的良知本體。在知行關系上，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論，認為知和行是一個過程的兩面。王陽明去世后，心學分化為多個派別，其中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和泰州學派較為著名。泰州學派有其共同的思想傾向和各自的特點。這一學派的思想具有異端色彩，并發展到對道學、儒學和孔子的批判。

李贄（1527-1602年）的祖父和父親是經商的伊斯蘭教徒。1552年，李贄在福建鄉試中被選拔，擔任禮部司務和姚安知府等職。1581年，他辭去官職，在湖北黃安和麻城龍潭湖從事教學和寫作活動。李贄的言論直接而銳利，引起了當時保守派的反感，他被視為異端。李贄接受了這一標簽，并采取了非常規的生活方式，如剃去頭發但保留鬢須，同時吃肉喝酒，并招收女性學生。李贄批評了當時盲目崇拜儒學和孔子的現象。他認為，古典經典并非絕對的真理，也不應該過分神化孔子。他強調，道德標準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他對虛偽的道學家持批判態度。李贄的思想強調平等，他認為每個人天生就有知識，每個人在本性上都有圣人的德性。他認為“道”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而非神秘的抽象概念。他主張個性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然表現。

在婚姻問題上，李贄提倡婦女的權利，包括寡婦的再婚權，并反對歧視婦女。他認為男女在才智上是平等的。李贄對個人的自私看法與當時的主流觀念不同，他認為自私是人的天性。他對商人持積極態度，并與商人建立友誼。他肯定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歷史作用。李贄廣泛地批評了孔孟的傳統思想和程朱理學，他的言論深刻而大膽。由于他的觀點和行為受到統治階級的反感，他在晚年被逮捕，并在獄中自殺。李贄的著作包括《焚書》《藏書》《續焚書》和《續藏書》等。

在明朝的276年歷史中，政治和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這為文學和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城鎮的崛起，市民階層的增長，以及社會和思想的變化為文學和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需求和動力。在這個時期，古文詩詞開始衰落，而小說和戲曲非常繁榮。明代的小說是從宋元時期的話本發展而來，包括長篇歷史故事和短篇故事。經過藝術加工，出現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長篇小說和“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說集。

在明朝，統治者為強化君主專制，對思想文化進行控制，支持程朱理學，實施八股取士制度。這限制了思想自由，阻礙了文化發展，導致明朝的詩文創作不及唐宋時期。然而，明朝還是出現了一些新的詩文流派。明初宋濂、劉基和高啟等人的詩文作品反映了他們所經歷的戰亂，有時也揭露社會問題。宋濂主張文章應該實用；劉基認為詩文應有諷諫作用；高啟的詩以清麗著稱，有諷刺作品，但沒有獨創性。永樂至正統時期，明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此時，由高官領導的“臺閣體”流派出現，以楊士奇、楊榮和楊溥為代表。他們的作品內容貧乏，藝術上單調。弘治和正德年間，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出現，反對“臺閣體”。李東陽推崇唐詩，主張詩應有音韻節奏。但茶陵詩派過于注重形式，內容與人民疏遠。隨后，前后七子提倡擬古運動。前七子包括李夢陽、何景明等；后七子包括李攀龍、王世貞等。他們提倡學習秦漢、盛唐文學的形式，反對“臺閣體”和八股文。這對改變文風有積極作用，但過于強調形式主義，限制了文學的發展。

與此同時，新的流派出現。第一是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為代表。這個學派主張學習唐宋文學的特色，反對盲目崇古；第二是公安派，以袁宏道、袁宗道和袁中道為代表。他們認為文學應發展變化，學習古人應學其精神而非形式。他們提倡自由抒寫真實感情和獨創見解；第三是竟陵派，以鐘惺和譚元春為代表。他們反對機械模仿古人，主張抒寫真實感情，但思想較狹隘。明朝末年，文人社團活動興盛。其中，以張溥、張采為代表的“復社”和以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運等為代表的“幾社”都提倡復興古學，這與前后七子的擬古有相同之處。但是他們又不滿意于前后七子的專事摹擬，主張復古要與現實斗爭密切結合，發揮批評時事的作用。

在明代，私人歷史研究比前代更發達，而政府編寫的歷史著作較前代較差。朱元璋成為皇帝后，開始編纂《元史》。1369年開始編寫，并在8月完成了本紀、志、表、列傳共159卷。洪武三年（1370）補充材料后完成全書，共210卷。歷時11個月。這本書完成得很快，但文筆和內容質量不高。政府還修纂了《明會典》，它是明代法律和制度的官方資料?！睹鲗嶄洝钒ㄖ煸暗街煊尚５挠涗?，共3045卷。私人歷史研究人員包括王世貞，撰寫了《弇山堂別集》和《弇州史料》；何喬遠撰有《名山藏》；談遷撰有《國榷》。他們的著作包含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

明代還有志書，包括由朱元璋和朱祁鈺命令編纂的《大明志書》和《寰宇通志》。王士性的《廣志繹》是私人編纂的全國性志書。此外，《永樂大典》是明代最著名的類書。它由朱棣組織大量人員編纂，于1403年開始，1407年完成，包含22211卷，約3.7億字。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等?！队罉反蟮洹繁４媪撕芏嘀匾墨I。明代私人編纂的類書和叢書很多，這些著作對文獻的保存和整理有很大貢獻。

《永樂大典》第11312至11313卷，書前有乾隆帝御筆題詩，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

明代皇帝重視教育，在中央和地方設立了學校，中央的學校稱為國子學，后改為國子監；地方學校包括府學、州學和縣學，統稱為官學。此外，還有蒙學和書院。國子監于1365年由朱元璋在南京創立。1375年，在鳳陽也設立了國子監。1382年，國子學更名為國子監。國子監的學官包括祭酒、司業、博士和助教。祭酒和司業類似于現今的校長和副校長，而博士和助教是教師。國子監的學生被稱為監生。他們畢業后可以直接成為官員或通過考試成為官員。1393年，鳳陽的國子監停辦，學生和教師并入京師國子監，學生總數達到8124人。地方的府學、州學和縣學由教授、學正和教諭管理。1369年，規定府學的學生數為40人，州學為30人，縣學為20人。明代的學校主要教授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等。同時，《大明律令》和《御制大誥》也是必讀材料。1375年，明政府命令在農村設立社學。1383年，允許民間設立學校。這些學校分為家塾、義學和社學三種。使用的教材包括《三字經》《百家姓》等。

在明代初期，書院并未受到皇帝的重視，一直處于不活躍的狀態。然而，在成化年間，書院開始逐漸繁榮。王守仁和湛若水是在這一時期對書院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王守仁是一位朝廷官員和學者，他積極支持書院，并在多所書院教學長達二十年。湛若水是一位理學大師，與王守仁關系密切，從四十歲開始直到去世，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從事教學，并在各地創建書院。到嘉靖年間，書院達到鼎盛時期，明代共有一千二百多所書院，其中四百多所是在嘉靖年間建立的。嵇山、白鹿洞、岳麓和東林等是當時最著名的書院。明代的書院不僅教授學術知識，還經常討論時政并參與政治活動，這導致它們受到當權者的反感，并四次遭受禁毀。第一次是在嘉靖十六年，因為書院被認為“擾亂治安”。第二次是在嘉靖十七年，原因是書院“浪費財資源”。第三次是在萬歷十七年，張居正認為書院“危害政府”。第四次是在天啟五年，太監魏忠賢下令禁毀書院。盡管面臨挑戰，書院在明代中期繼續發展，其中東林書院在晚明時期影響巨大。

明代戲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元雜劇逐漸衰落，而南戲逐漸興盛，傳奇成為主流。明朝前期，戲劇受到政府干預，多以封建倫理為主題，保守，質量一般。但中期以后，隨著經濟發展，戲劇在城市中流行，戲劇的內容和形式發生變化，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品和作家。明朝末期，朱載堉發明了“十二平均律”，解決了音樂中的音律問題，這是音樂史上的重要發現，比歐洲的類似發明早半個世紀。在聲腔方面，昆山腔經過改革，音樂更加豐富，受到人們喜愛，成為流行的戲曲。湯顯祖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劇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尤其是《還魂記》。

在明代中國繪畫史上，這一時期是過渡時代，涌現了很多畫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成就和影響。明朝繼承了兩宋的畫院制度，但沒有設立正式機構。畫家被召入宮中，朝廷給予他們各種官銜。從宣德到弘治年間，由于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畫院達到了頂峰。在洪武到弘治年間，明朝皇帝倡導南宋院體畫的畫法，此時院體畫占據主導地位。戴進和吳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畫家，他們的作品受南宋畫家的影響，但也有創新。因為吳偉是江夏人，跟隨他的畫風的畫家形成了江夏派。

陳洪綬（1598年-1652年）的花卉、蝴蝶和石雕畫

明代中葉以后，文人畫復興，吳門畫派成為主要畫派，其畫家多為士大夫，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吳門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分化為松江、華亭、云間等支派。明代也是花鳥畫從工筆畫向水墨寫意畫過渡的時期，徐渭是這一時期水墨寫意花鳥畫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在寫意畫的發展上具有深遠的影響。明代的人物畫較弱，嘉靖之前，擅長人物畫的畫家很少。明末，陳洪綬、崔子忠、曾鯨成為人物畫的代表，他們的作品為明代繪畫史增添了重要內容?？偟膩碚f，明代繪畫領域中，宮廷畫院衰落，民間畫派繁多，但發展不平衡。由于過于模仿而缺乏創新，明代繪畫沒有重大突破。

沈周（1427-1509）創立吳派畫派

明代還有雕塑藝術，表現在宮殿、陵墓、寺廟和石窟。北京故宮是雕塑藝術的代表作。山西平順東北的林慮山崖有二十多個石窟，其中的雕像大多為明代作品。明代的雕刻工藝以蘇州的玉雕最著名。明代的明十三陵石牌坊用白石雕刻而成，是我國現存石牌坊中最大的一座，牌坊形制仿木結構，線條柔美流暢，其中的神功圣德碑亭內豎神功圣德碑，碑為白石雕成。碑亭的北面是石望柱和石人石獸（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后為石人12尊，為將軍、文臣和勛臣，石像造型生動，雕工精細；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對某些神話和理性化的內容成分進行淡化處理，其石刻的造型也比較現實也趨向世俗化，雕刻藝術風格更加細膩、柔和。

明孝陵武將石像

明代書法可分為前、中、后三個時期。前期以宋克、宋廣、宋璲為代表，注重字體外形美。此外，沈度和沈粲是“臺閣體”書法的代表。中期的書法家包括祝允明、文征明和王寵，他們以楷書、草書等為主。后期，書法家如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等以草書為主，表現出各自的個性。此外，明代中葉開始，文人畫家參與篆刻開始興盛。文彭和何震是當時有名的篆刻家，分別代表“吳門派”和“徽派”。明代末年，汪關和程邃以篆刻著稱，分別成為“婁東派”和“皖派”的代表。

在中國科技歷史上，明代是承前啟后的時期。這一時期科技著作匯集了歷代成果，展現了晚期的發展特點。明朝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增多，為科技發展提供了新活力。明代的傳統醫學和藥物學有顯著發展，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重要成就，總結了藥物學，并包含了新發現。李時珍對藥物進行了科學分類，并糾正了錯誤。這本書還包含了生理、病理、疾病癥狀等方面的內容。明代醫學家吳有性研究瘟病，撰寫了《瘟疫論》。人痘接種作為預防措施在明代廣泛傳播，并傳至其他國家。明代的商業數學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興起。吳敬的《九章算法比類大全》是這一時期的數學著作，包含了應用題的解法。明代的珠算得到普及，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綱目金陵版

明代后期，西方傳教士介紹西方科學知識，吸引了中國學者。中國學者學習并翻譯了西方科學著作，如徐光啟和李之藻在數學方面有貢獻。在天文學方面，邢云路用傳統方法取得成就，但明朝后期使用西方方法修訂歷法。徐光啟主持編制新歷，最終完成《崇禎歷書》，采用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方法和概念。這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有益。

在明代，自然地理學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徐霞客游記》。該書是徐霞客對中國地理的科學考察記錄，《徐霞客游記》主要對巖溶地貌進行了考察和研究。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察過程中，徐霞客記錄了100多個巖溶洞穴的方位、深度和寬度，并對所觀察到的特點進行分類，并命名了一系列名稱，如石峰、環洼、石梁等。他還對溶洞、鐘乳石和石筍的成因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基于科學原理的結論。徐霞客是世界上首位對巖溶地貌進行大規?？疾斓娜?，比歐洲人早100多年。此外，《徐霞客游記》還記錄了其他地理發現，例如他通過實際觀察，證明了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而非傳統認為的岷江。書中還包括了對云南騰沖的火山爆發和地熱資源的記錄，以及對動植物、礦物分布、氣候、物產和民俗的描述?！缎煜伎陀斡洝返目茖W價值在近代得到認可。

山海輿地全圖

明代晚期，西方地理學知識通過耶穌會士傳入中國。1583年，利瑪竇攜帶西文世界地圖來到中國，并應要求制作了一幅中文注釋的世界地圖。該圖最初名為《山海輿地全圖》，后經修訂，在多個城市出版。此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也對中國產生了影響，該書系統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情況，包括文化、風俗、古跡和物產。這些西方地圖和地理著作的引入，為中國帶來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識，也對日本和朝鮮產生了影響。

在明代，農書的數量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例如，鄺璠的《便民圖纂》包含了農業生產、家畜飼養、食品制造、醫藥衛生、家庭用品制造和氣象預測；馬一龍的《農說》討論了水稻栽培技術；耿蔭樓的《國脈民天》關注精耕細作；沈氏的《沈氏農書》記載了水稻和桑樹的栽培技術，以及養蠶和副食品加工；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主要關于手工業技術，但前四章也涉及農業。明代最重要的農書是徐光啟的《農政全書》。

《農政全書》包含六十卷，約六十萬字，分為十二類，包括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如政策、制度、生產技術、水利、肥料、土壤、選種、果木嫁接、植桑養蠶等。該書主要基于古農書的記載，同時加入了徐光啟的經驗和評論。徐光啟在編寫此書時引用了超過200種文獻，歷時幾十年。書中特別強調水利的重要性，并認為農業不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水利問題。該書還詳細記錄了甘薯的種植、貯藏和加工方法，并在其中討論了除蝗的科學方法。此外，該書還包含了徐光啟與熊三拔合譯的《泰西水法》，介紹了西方的水利工具?！掇r政全書》于1639年出版，并多次再版。十七世紀中葉，它被傳入日本和朝鮮，而到了十八世紀，它還被傳到歐洲，并被翻譯成法語、英語、德語和俄語等。

明代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北京城、長城和江南園林等方面。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的，擁有整齊的街道和對稱的建筑。北京的皇宮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長城則是雄偉的防御工程，全長約1.2萬里。江南地區的園林以其精致和典雅的設計而聞名。

在明代，手工業制造領域取得了豐富的成就。其中，紡織、冶煉、制瓷、造船、印刷等技術方面有所進步。此外，明代在火藥和火器的生產、研制和應用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明朝在“靖難之役”時開始使用火藥和火器。永樂年間，明朝設立了神機營，專門負責火器的生產和使用。1523年，明朝與葡萄牙進行海戰并繳獲了葡萄牙的火炮，后來仿制成功。萬歷年間，由于后金的威脅，明朝開始從澳門購買并制造西洋大炮。崇禎年間，徐光啟建議組建一支裝備西式火器的部隊，但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在技術和科學領域，明代出版了許多優秀的著作?！遏敯?a href="http://www.csydxx.cn/16951/"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營造法式》總結了南方的建筑和木工經驗；《髹飾錄》總結了漆工技術；《武備志》是一部軍事技術百科全書；《火攻挈要》是一部系統的軍事著作；《泰西水法》介紹了西方的農田水利；《遠西奇器圖說》是一部介紹近代力學和機械工程的著作；《天工開物》則是一部全面系統地記述了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經驗的著作?！短旃ら_物》的作者是宋應星，字長庚，江西人。這本書分為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包括糧食作物栽培、谷物加工、養蠶、織染、熬鹽、制糖、釀酒、榨油、造紙、陶冶、舟車制造、兵器制作等方面的內容。書中提供了詳細的生產過程和數據，并附有圖解。此書初刊于崇禎十年，并傳入日本和朝鮮，后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冶煉鐵礦石制成生鐵和熟鐵的煉鐵過程，右圖為工人在高爐上工作，摘自《天工開物大全》，1637年

在明代，中原漢族的飲食結構主要以糧食和蔬菜為主，肉食為輔，北方以面食為主，南方以米食為主。邊陲地區的少數民族則以肉食為主，蔬菜為輔。明代統治者根據禮制等級，對各社會階層的飲食消費標準和等次作出嚴格規定。宮廷的節令飲膳活動豐富多樣，宴飲奢侈，提供各種山珍海味。除了傳統節日，還有特殊禮儀的筵宴，如皇太后生日，東宮千秋節，祭祀活動等。這些筵宴有不同的規格和規模，參加者的身份和地位有規定，座次和禮儀有講究，通常具有政治色彩。王公貴族和地主的飲膳活動按規定應與宮廷有所區別，但明代中后期，它們的規格和規模往往與宮廷相當。文獻記載，他們的宴會常常非常奢侈。普通民眾的飲食除了南方和北方、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主食上的區別外，城市和農村、富裕和貧窮家庭在日常飲食上也有差異。城市有各種點心供應，如糕餅，蒸角，包子等。當時的茶飲料種類繁多，酒是重要的飲料之一，勞動者喜歡喝白酒。城市還供應各種干鮮果品，如柑橘，蘋果，梨等。然而，這些通常是富人家庭的享用，貧窮家庭往往只能吃飽飯。

在明代，農歷正月初一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節日，人們穿節日服裝，祭祀神祇和祖先，拜訪長輩，并舉行酒宴。立春標志著春天的開始，食品主要是春餅，蘿卜，五辛盤，并飲酒。正月十五日是元宵節，吃湯圓；二月初二是中和節，除了祭祀太陽神和土地神，還吃太陽糕和煎餅；清明節是一個祭祀鬼神的節日，食品主要是春餅，麥芽糖，冷粥；浴佛節是一個佛教節日，喝浴佛水，吃青米飯，烏米飯；五月初五是端午節，節日食品主要是粽子和雄黃酒；七夕節的節日食品因地區而異，主要是餃子，面條，油果子，餛飩；中元節是一個祭祀鬼神的節日，節日食品與此相關；中秋節的節日食品主要是月餅和瓜果；九月初九是重陽節，飲用菊花酒，食用重陽花糕；冬至節，節日食品主要是餛飩，米團或米圓，還飲用冬至酒；十二月初八是臘八節，節日食品主要是臘八粥；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日，家人團聚，吃年夜飯和守歲。

明唐寅《王蜀宮妓圖軸》(局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1368年），皇帝下令恢復漢族人的傳統服飾樣式。洪武三年（1370年）設定了皇帝、后妃、官員和普通民眾的服飾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對服飾進行了調整，包括用料、顏色和圖案?；实鄣拿岱糜谥卮蠡顒?，如拜祭天地和冊封等，樣式為前圓后方，前后各有十二旒?；实鄣亩Y服稱為“袞”，是黑色上衣配黃色下裝，上面繡有十二種圖像?；实圻€有其他服飾，如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和常服等，每種服飾有特定用途。后妃也有禮服和常服，每種服飾有特定用途。

官員的服飾分為朝服、公服和常服。朝服的冠上的梁數表示官員的級別；公服的顏色和圖案顯示官員的級別；常服的帶子也有級別區別。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規定用補子的圖案來區別官位。普通民眾的服飾有嚴格規定，婚禮時可穿戴九品冠服，但平時有限制。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等材料的衣服，商人只能穿絹、布。服飾顏色、長度和材料也有規定。婦女的服飾包括衫、襖、霞帔、褙子、比甲和裙子等，材料主要是粗布，顏色有限制，不得使用金繡。裙子起初用六幅，后來用八幅，也有用十幅。明代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服飾上的等級限制開始受到沖擊，人們開始追求華麗奢侈的服飾。

在明代，婚嫁喪葬禮儀不僅繼承了傳統，還包含等級規定?；榧薅Y儀基本上遵循古代的六禮程序。首先是納采，男方派使者到女方家以納雁為禮，表示求婚意愿。接著是問名，女方同意后，將女子的名字及生辰告知男方媒人。對于皇帝的婚禮，需要選擇吉日，并且在納采問名前祭告天地和宗廟。然后是選擇納采的日子，皇帝穿戴正式服裝，官員們穿著朝服，派出使者到女家。品級官員和皇族成員的婚禮也有特定的程序和要求。然后是定親階段。雙方交換生辰，并尋求吉兆；如果沒有吉兆，程序會停止。得到吉兆后，雙方確認婚姻關系可以建立?；实鄣幕槎Y在此階段也包含派專使和贈送禮物。公主和王子的婚姻選擇也需要皇帝作出決定。品級官員的婚禮，或者為子女聘婚，在定親前需要書寫婚書。成親階段包括請期和奉迎。男方派使者到女方詢問結婚日期，這稱為“請期”?；实鄄挥H自參與奉迎，而是派專使去迎接皇后?；实鄣幕槎Y程序非常復雜，需要大約五天完成?；首搴推芳壒賳T的婚禮也有規定。

王室和皇族的婚娶除了有禮儀規定外，還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例如，皇族的婚姻對象多為武官家族，大臣需要獲得許可才能將女兒嫁給皇族。后期有規定，與皇族結親的不能擔任京官。普通民眾的婚嫁禮儀略有變化，主要是簡化為納采、納幣、請期。規定男子16歲，女子14歲以上可以結婚?；槎Y的程序可以參考品級官員的。在結婚當天，新郎可以穿普通服裝或借用九品官服，新娘可以穿戴特定的裝飾?；楹蟮谌?，新婚夫婦一同回女方家，稱為“歸寧”。明代政府對婚禮的聘禮有具體規定，但很難執行。特別是在后期，婚禮變得更加奢華，禮物變得更加豐富。不僅品級官員，普通民眾也受到這種影響。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良風俗。

十三陵位于北京以北 50 公里（31 英里）處；該地點是由永樂皇帝選定

明代喪葬沿用古代制度并有少許變化，以區分社會地位?；实酆突屎笕ナ婪Q為“崩”，公侯貴族去世稱為“薨”，大臣去世稱為“卒”，士人去世稱為“不祿”，普通人去世稱為“死”?；实刍蚧屎笕ナ罆r，全國一段時間內禁婚娶和娛樂，所有臣民要服喪戴孝，這稱為“國喪”。比如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京城官員要穿素服，戴烏紗帽，赴內府聽宣遺詔，并在本署哭泣。接著開始服喪，服喪時間根據情況有不同規定。當官員的父母去世，該官員要立即回家守孝。特殊情況下，若需要留任，需經皇帝批準，稱為“奪情”。1577年，首輔張居正父親去世，張居正因工作需要獲皇帝批準“奪情”。

在墓葬上，明代人的社會地位差異表現得尤為明顯?；实鄣哪狗Q為“陵”或“山陵”。明太祖的墓在南京，稱“孝陵”，其他皇帝的墓多在北京，稱“十三陵”。官員的墓，大小和高度根據品級決定。一品官的墓地為九十方步，墳頭高十八尺，依此類推。墓碑的樣式也根據品級有所不同。陪葬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限制。普通民眾的喪葬有治喪守孝的規定，但執行不一定嚴格。墓地限制為三十方步，墳頭高度可達六尺，墓前不得立墓碣，但實際上許多墓前仍立有石碑。

在明代，皇帝和不同階層的出行禮儀及交通工具有區別?；实蹍⑴c重大活動時通常乘坐車轎，其中包括不同類型的車轎，例如大輅、玉輅、大馬輦、小馬輦、步輦、大涼步輦、板轎和耕根車等?；实塾袝r也會徒步到天壇祈禱。后妃的車輛有輅輦和安車等，但不如皇帝的車輛豪華?；侍佑薪疠`，東宮妃可乘坐鳳轎、小轎，王公貴族的舟車根據等級有所不同。明代政府對文官和武官的車轎使用有嚴格規定。明代初期，文官三品以上可以乘坐轎子，武官不允許乘坐。正德以后，乘轎制度放寬。官員乘坐的車轎的裝飾和轎夫有嚴格規定。

普通民眾的交通工具因地區和民族習慣而有差異。江南地區多用船只和轎子；中原地區多用轎子、騾車和馬、驢；游牧民族多騎馬或駱駝；西南地區因地形崎嶇多以徒步為主，也有騎象和騎馬。政府為顯示權威和對民眾的控制，對民眾的轎子、騾車和騎馬有嚴格限制。民眾的轎子主要有顯轎和暖轎兩種。顯轎簡單，暖轎較精致。騾車是民眾使用的車子，有載物和乘人之分。民眾可騎馬，但鞍轡只能用銅鐵裝飾，顏色必須是黑色。這些規定在明初嚴格執行，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開始放寬，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封建法制產生了影響，社會生活發生變化。

在明代，居住環境受到嚴格的等級劃分?；实酆秃箦幼≡诨蕦m，最初位于南京，后遷至北京。北京的皇宮建設開始于永樂四年（1406），歷時十五年，由大量工匠和勞工建成?；蕦m占地七十二萬多平方米，有九千九百多間宮殿樓閣，被十米高的城墻圍繞，城墻外有寬達五十二米的護城河?；蕦m的設計和布局旨在展示封建君主的威嚴。政府對文武官員的住宅有明確規定。一品、二品官員的住宅可以有五間九架的廳堂；三品至五品官員的住宅可以有五間七架的廳堂；六品至九品官員的住宅可以有三間七架的廳堂。不允許在住宅前額外占地建造亭子或開辟池塘。這些規定在明代初期得到遵守，但到了中后期，一些高級官員和富商的住宅超過了這些標準。

明代的官僚和富商在一些地區建造了大量的宏偉和豪華的住宅。同時，皇家和私人也擁有園林。據史料記載，北京有五十多個園林，蘇州有二百七十多個，揚州則以園林而聞名。對于普通民眾，政府規定其住房不得超過三間五架，不得使用復雜的建筑裝飾和彩色。然而，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富商的住宅已經大大超過了這些規定。而對于貧困家庭，即使是簡陋的住所也難以獲得。當時的建筑風格有所變化，斗栱逐漸從一種普通的建筑結構變成了大型建筑的裝飾元素。人們傾向于讓多代家庭同住，因此需要寬敞的房屋和住宅群，但這通常只有官僚和富商才能實現。

白中文殊菩薩，何朝宗，十七世紀

在明代初期，雖然皇帝們個人對佛教有支持，但作為統治者，他們根據國家利益制定佛教政策。朱元璋曾是僧人，但他選擇理學作為帝國的意識形態，與佛教有沖突。他允許佛教在社會上存在，因為他相信佛教可以幫助維護國家秩序。這種態度奠定了明代官方對三教（儒、佛、道）合流的基調，將佛教和道教合法化，但以儒教為中心。朱元璋進一步區分和管理佛教。他注意到佛教有不同的傳統，并加強它們之間的差異，對僧人進行重新分類。他下令將佛教分為禪、講、教三類，并規定教僧的主要任務是舉行儀式，為生者和死者祈福。他對這三類佛教有明顯傾向，關注的是佛教的社會效用而非佛教本身的利益。

朱元璋也對佛教進行了限制性管理。他頒布法律規定佛教寺院的數量并對其進行編號，他還下令清查僧人和道士的數量，限制其數量，并要求僧人通過考試才能獲得度牒。此外，他規定寺院的田地要繳稅，這對寺院是一個負擔。由于朱元璋的政策限制了佛教的自主性，并使其無法有效地從社會獲取資源，導致了佛教在明代的衰落。這種政策使僧人面臨生存壓力，容易被地方豪強侵占，僧俗關系變得扭曲。朱元璋利用國家力量支持瑜伽教來推進統治議程，但這也導致了真正的宗教情感和虔誠的喪失。佛教最終在文化精英中受到輕視，并更多地依賴非精英支持者。

在明代，統治者繼續實行崇尚道教的政策，并制定和完善了道教管理制度。明代初期，道教特別是正一道非常興盛，到明世宗時達到頂峰，成為道教發展的第三次高潮。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看到道教和佛教對于維護統治和安定民心的重要性，于是采取措施支持道教，建立道教觀，并對正一道的領袖以及其他道士表示禮遇。他還撰寫了關于道教的著作，并為整個明代的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為了管理道教，他建立了管理機構，在中央和地方設置了不同的部門來管理道教事務。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對道教最為熱衷的皇帝，他在統治后期，整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崇尚道教，這使得道教在明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用是否崇尚道教來評價和獎懲官員。然而，明世宗去世后，明穆宗對道教采取了限制措施，削減了一些道教領袖的權利，并采取了對道教的貶低政策。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十年，后來有所改善。到了明末，由于國內的問題，統治者沒有時間關注道教政策，道教逐漸失去了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其地位逐步下降。盡管如此，民間的道教仍然活躍。

中國釉面陶器道教神像，明代，16世紀

在明代后期，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標志著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三次傳播。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一個分支，成立于1540年。當時耶穌會在歐洲面臨新教的競爭，開始向海外拓展。1541年，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受教皇命令，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發，經過果阿和日本，于1552年來到中國廣州附近的上川島，但因明朝的海禁政策未能進入內地，并于上川島去世。葡萄牙人在占據澳門后，澳門成為了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基地。1574年，耶穌會士范禮安等41人抵達澳門，嘗試進入內地傳教但未獲成功。然而，范禮安提出的適應中國習慣和學習中國語言的策略逐漸見效。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最終獲準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羅明堅是首位進入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他在澳門學習中文，隨后進入廣州，并最終在肇慶傳教。他在肇慶建立了教堂并用中文撰寫宗教著作。在同一時期的耶穌會士中，利瑪竇是最著名的。他于1582年抵達澳門，并隨后在肇慶、韶州、南京和江西南昌等地傳教，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利瑪竇在中國的活動促進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為了在中國傳教成功，耶穌會士如利瑪竇和羅明堅努力適應中國文化，穿中國式的衣服，并使用“天主”這個稱呼來代替“上帝”。他們還學習儒家經典，并嘗試將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學說結合。

利瑪竇還撰寫了關于天文、數學、地理和音樂等方面的著作。這些活動不僅出于宗教目的，而且在傳播西方科學知識方面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使天主教在中國扎根，利瑪竇致力于贏得明朝皇帝的支持。1601年，利瑪竇進入明朝首都北京，并通過贈送禮物贏得了皇帝的好感，獲準在北京居住和傳教。此后，還有更多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利瑪竇去世后，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繼續發展。利瑪竇在廣東肇慶接受的第一個中國信徒從1583年開始，到1636年，中國的天主教徒數量增加到約三萬八千人。

明代是伊斯蘭教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政府對伊斯蘭教實行優容與約束并行的宗教政策。相比于之前穆斯林多以"藩客"形式生活，明代的穆斯林更加本土化，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從地域層面來看，明代伊斯蘭教分布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遍布三級政區的格局；從民族層面來看，以維吾爾族為代表的新疆地區信仰伊斯蘭教居民和以回族為代表的內地信仰伊斯蘭教居民兩大系統形成。明朝政府對甘肅回民免除賦稅，對歸順大明的穆斯林首領加以籠絡，比如明太祖冊封伊斯蘭教名人賽哈智為世襲咸寧侯，又在江南和陜西等地修建多座清真寺，但同時又對伊斯蘭教實行政教分離和教法分離，此外采取民族同化政策以減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姓名	年號	廟號	謚號	在位時間	陵墓
朱元璋	洪武	太祖	高皇帝（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1368年-1398年	明孝陵
朱允炆	建文	無	恭閔惠皇帝	1399年-1402年	不詳
朱棣	永樂	成祖	文皇帝（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1403年-1424年	長陵
朱高熾	洪熙	仁宗	昭皇帝（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圣達孝昭皇帝）	1425年	獻陵
朱瞻基	宣德	宣宗	章皇帝（憲天崇道英明神圣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1426年-1435年	景陵
朱祁鎮	正統	英宗	?；实郏ǚㄌ炝⒌廊拭髡\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实郏?/p>	1436年-1449年	裕陵
朱祁鈺	景泰	代宗	景皇帝（本謚號為戾，成化年間追謚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1450年-1456年	壽陵
朱祁鎮	天順	英宗	?；实郏ǚㄌ炝⒌廊拭髡\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实郏?/p>	1457年-1464年	裕陵
朱見深	成化	憲宗	純皇帝（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圣孝純皇帝）	1465年-1487年	茂陵
朱佑樘	弘治	孝宗	敬皇帝（達天明道純誠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1488年-1505年	泰陵
朱厚照	正德	武宗	毅皇帝（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1506年-1521年	康陵
朱厚熜	嘉靖	世宗	肅皇帝（欽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1522年-1566年	永陵
朱載垕	隆慶	穆宗	莊皇帝（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1567年-1572年	昭陵
朱翊鈞	萬歷	神宗	顯皇帝（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1573年-1620年	定陵
朱常洛	泰昌	光宗	貞皇帝（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1620年	慶陵
朱由校	天啟	熹宗	悊皇帝（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	1621年-1627年	德陵
朱由檢	崇禎	思宗	莊烈愍皇帝	1628年-1644年	思陵
以上參考資料來源：

清圣祖康熙皇帝祭拜明孝陵時評價：“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遠邁漢唐，治隆唐宋?！?/p>

著名明史學家吳晗教授評價：“在政治上，那個時代所培養的是合于統治階級需要的馴服忠順的官僚，在學術文化上，卻長期被古代的陰魂所壟斷，停留在幾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p>

著名明史學者商傳評價：“從明朝的歷史來看，它經歷了傳統社會與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的前后兩個歷史階段?！?/p>

著名歷史學者張宏杰評價：“朱元璋的性格和文化水平，使明代歷史表現出鮮明的內向性、封閉性和落后性?！?/p>

著名明史學者毛佩琦評價：“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君主宗法制成熟、完善、達到頂峰的時期，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近代化的因素。明朝人思想空前解放，追求權利，追求個性，追求功利，對傳統構成了巨大的沖擊?！?/p>

美籍華裔明史學家黃仁宇評價：“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p>

著名明清史學者顧誠評價：“明帝國是一個多民族的東方封建大國，它既是統一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各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又呈現顯著的不平衡性，可供探討的問題極多?！?/p>

美國歷史學者牟復禮評價：“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明代是一個政府很堅強有力的時代。它的開國之君把它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充滿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體。明初幾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僅在這里重建了中國的統治地位，他們也在亞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權威地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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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十三·徐達常遇春.

[29]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十四·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

[30]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二十·藍玉朱亮祖周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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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四十一·列傳第二十九·齊泰黃子澄方孝孺.

[38]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三·姚廣孝張玉朱能邱福.

[39]張廷玉. 明史. 清: 卷一百四十二·列傳第三十·鐵鉉宋忠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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